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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開始由自由化知識分子、領導階層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廣大民間共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20世紀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臺,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被北京政府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1988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從世界範圍內看,六四運動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隨後不到一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不到5年的時間中發生了政權輪替,並改變了原有的政治體制。
事件記錄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3歲。中共中央表示哀悼,並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事件導火索是由於中國學生自發的 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事件的起因有著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與當時國內、國外勢力的鬥爭和較量有關聯。
4月16日,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上海大學生進行了街頭遊行活動,表示哀悼。
擴大
4月17日,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活動中曾有警察試圖驅散群眾,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6點半和平結束。活動中有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在廣場照相,部分學生還接受了採訪。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約3,000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遊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據稱隊伍中有9輛外國使館車輛和一些外國記者隨行。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 官倒,公佈詳情。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 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 底平反。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上午8時,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面,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兩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見學生,這個要求在當天下午5時30分得到滿足。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大約2萬名學生。
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了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在上海,情況比較穩定,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經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學等高校的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但是也很快恢復平靜。在全國其他地區,主要是大城市,雖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種活動,但是多很快在平靜中收場。
但是在北京,情況正在失去控制。據稱,18日深夜,由於在新華門靜坐的學生只剩下數人,武裝警察將他們拖走時動手打人,被打學生回校廣播控訴,次日凌晨,千餘名學生開始向新華門聚集。
4月19日凌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之前7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警察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方的人牆。趙紫陽在接到報告後,下令武警不得帶刺刀,避免傷害學生,但是同時要保衛新華門。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親自前往新華門部署有關事宜。同日,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19、20日兩天,新華門外學生繼續聚集,並且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自己組織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還通過了《告北京高校書》,提議進行非暴力、不抵抗抗爭,採取罷課的形式爭取民主。當天,新華社就學生遊行和新華門外的衝突首次發表評論,稱「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次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兩天前一名學生被武警打傷的事件,也有一些罷課學生阻擋另一些學生上課。當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有學生抗議,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劇增,達到20萬人。廣場上有人發表各種政治演說,要求民主與自由。與此同時,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但是未獲接受。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當晚,數萬北京學生們提前進入天安門廣場,包括數百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悼念活動。學生們提出3點要求:
請求靈樞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瞻仰胡耀邦遺容;
與總理李鵬對話;
官方報紙報導學生悼念活動。
學生這些要求最終都未能得到滿足。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獲准將學生準備的花圈送入人民大會堂,之後有3名學生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國徽下,中間的那個學生舉著一個很大的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等話語,更多的廣場學生齊喊「站起來!」。曾有工作人員試圖將學生扶起。在追悼會期間,廣場上坐滿了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為防止學生和武裝警察的衝突,擔心警力不足,從外地調來軍隊維持廣場秩序,學生們在接近一晝夜的靜坐後無結果,情緒激憤,由於將近傍晚,擔心入夜出事,廣場上的學生代表作出撤離廣場並無限期罷課的決定,但學生對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追悼詞基本滿意,隨後學生們呼喊「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口號,開始從廣場撤離。
4月23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划出訪朝鮮。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這場大規模遊行的焦點從「悼念胡耀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導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日本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提出與國務院、北京市委的領導對話,雙方同意由15名學生代表與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人對話,可是最終因學生內部存在分歧,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對話,雙方對話流產。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臺的決定並同情學生遊行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鄧小平對於將學生遊行定性為動亂表示贊同,並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四·二六社論
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