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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二零零零年下旬,韓國電影《八月照相館》在香港取得空前票房後,韓風(或韓流)就在香港及其他亞洲地區刮得熱烈。雖然近期這股流行文化風暴似有趨弱之勢,但韓風所帶來的對亞洲普及文化現象的反思,是值得深究的。本文嘗試以下方面探討「韓流」這個流行文化現象:(一)分析韓流在亞洲地區成功的原因,並討論「文化接近性」所扮演的角色;(二)引用「傳媒全球化概念」,討論韓流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及(三)以韓風的經驗,探討不同地方輸出當地文化產品的可能性。
韓風颯颯的威力
對韓風的研究,通常將其成功與日本在亞洲地區流行情況比較。「東洋」文化早於七、八十年代風行於台灣及東南亞;香港追逐日本潮流早已是不爭事實。日本文化霸權在學術討論中已辯論亞洲地區是否出現「日本化」(Japanization),以抗衡一向以美國、西歐主導,源於「西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文化霸權。雖然討論指此結論言之尚早,但也反映日本流行文化在亞洲地區的深遠影響。
反觀韓流的威力,就來得突然和全面,較日風的潛移默化,韓流的規模就顯得有系統及策略。以首先為人刮目相看的韓國電影為例,繼《八月照相館》後,《快樂到死》和《漂流慾室》更在同期電影中取得極佳票房(後者更在新加坡佔據第三名票房位置),及至挑戰傳統性別形象的《我的野蠻女友》及《我老婆係大佬》所引發的社會輿論,且掀起了後期《大佬》電影類型的潮流,均令港產電影失色,更導致本土觀眾嘆息。港產電影,尤其於六十至七十年代末於亞洲電影市場的鋒芒日子經已一去不返,與意識大膽的韓國電影及挑戰傳統觀念的韓劇大相逕庭。
隨著有線電視於二零零一年以一百萬購得在其頻道上廣播後,不單打破像日劇主要靠VCD流行的成規,將韓劇介入家庭,還開創了韓劇熱。但持續流行且更雄霸青少年市場的,要算韓國流行音樂。K-pop現今較J-pop、Canto-pop還要「酷」的原因,是其大量混入黑人街頭hip-hop音樂的風格,「較J-pop更hip,較廣東歌更pop。」K-pop所創造的偶像如H.O.T.、朴志胤、安在旭等,更被時裝界羅致,於二零零一年來港,在一個國際時裝展中充當模特兒,推銷韓國時裝。另外,當手提電話市場已飽和之際,韓國品牌如SAMSUNG等,承接韓國偶像的聲勢,大賣廣告,在手電市場也能與NOKIA一拼。
由此可見,韓國文化產品在港流行是在其多元化,承接突然冒起所產生的震撼陸續推陳出新,造成韓風的威力。但在此亦不得不提出這次韓風的成功,也有賴南韓當局資助。南韓在一九九六年以前採取的是較內向的本土媒體政策,但隨著國家需要振復經濟,逐漸對外開放;另一方面看到日本流行文化在亞洲市場的成功,以及所帶來的經濟文化收益,遂在一九九八年開始資助電視及電影的拍攝。而我們所看到近年家傳戶曉的韓劇,就參考日劇的那種時尚性,而攝製韓國國內也稱呼的「時尚劇集」(TRENDY DRAMAS)。當這些傳媒產品推出的時候,正正填補了日劇潮流開始轉弱的趨勢、觀眾需要新驚喜的空隙。而其他文化工業,例如時裝、汽車及潮流產品,更利用跨傳媒文本的相互關係,令韓國產品在亞洲地區炙手可熱。
「文化接近性」作為成功原因
「韓風」的威力,固然為一貫有關「全球化」以及「文化侵略」的討論帶來新衝擊;日本文化對鄰近地區的影響已是不變定論,甚至美國對袋魔怪(POKEMON)在美的成功也嘖嘖稱奇,但韓風在台灣、中國、香港,甚至遠如越南、印度、巴西及歐洲,成為收視冠軍,令學術界不禁質疑其成功的要因。不少討論都將其在東亞地區流行,歸功於韓國與這些地區的文化接近性。國內不少報章,如《瀋陽晚報》、《羊城晚報》等,都以韓劇「著重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處理細緻,充份彰顯儒家精神」作為其成功的主要成因。
筆者在對日劇與韓劇作研究時,詢問了不同年齡及族裔的香港觀眾。較年青的觀眾都同意,日、韓劇集中男女主角都是黑髮黃皮膚的亞洲人士,較西方劇集更有認同及親切感。但同屬亞裔產品,香港觀眾對日、韓劇就有不同觀感。部份觀眾批評韓劇劇情過於煽情老套,缺乏時代感,沒有日劇那種更時代性的節奏及西化的外貌。誠然,較年長的觀眾就欣賞韓劇那種對情的執著,以及推崇兩代關係的懷舊味道。國內某些報章更認為韓劇較日劇更真實。而筆者在研究中更強調,日韓劇較本土劇集更優勝之處,反而在於其異地性,既相似但又不同(生活習慣、環境、處事方式)的交錯,增加了觀眾的想像以至代入空間,所以單就文化接近作為韓劇成功的原因,似乎過於簡單化;文化接近性必須強調其文化距離,才可充份解釋韓劇的流轉能力。
日本學者岩瀏功一亦對這些以海外市場推銷為主的劇集,以至K-pop的本土氣息,作出質疑。他認為,日劇可以在台灣如此成功不是日劇本身的文化接近性,而是本土觀眾認為日本文化產品的西化味道濃厚,才擁抱這「外國」文化,意即本土觀眾先懷有崇尚外來文化的心態,故將日本產品吸納以至「本土化」。
而進一步將外來產品「本土化」,乃將電視劇等傳媒產品加入不同的閱讀。正如上面提及,香港觀眾跟隨不同年齡,都對劇情、人物,有不同幻想。將自己代入劇情,又或將之放諸其日常生活中的檢視。正如較年長的女性觀眾,會由強調家庭關係溫馨的劇情,聯想到自己的溫馨回憶。筆者對本土觀眾對日劇的閱讀研究中也發現,本土觀眾不只單純的只接收劇情,還主動的注入新的意義,例如把劇中的「海」,視作「心靈的空間」,或「人生的目標」;而這些觀眾更會將「海」放入他們的日常生活話語裡,問他人︰「你找到你的『海』沒有?」,充份反映本土觀眾接收上的創意,而這種創意更間接沿自這些「近似但不同」的日劇所提供的「文化距離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