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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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国,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实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无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則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以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禮義,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空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来,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来献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述,墮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請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慎》;《詩》三百篇,大抵聖人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