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宦官與外戚之爭

不好意思，找不到外戚之爭。東漢宦官有很多。
王莽末年，民變四起，其中以綠林兵及赤眉兵勢力最大。公元22年，漢宗室劉縯、劉秀兄弟以「復高祖之業」為己任，於舂陵起兵，與綠林聯合，共推漢宗室劉玄為更始帝，討伐王莽。




公元25年，劉秀在鄗南即位，沿用漢的國號，建元建武，是為光武帝。其時赤眉兵入長安，殺劉玄，光武帝乃乘機討平赤眉兵，定都洛陽，是為東漢。其後十多年間，劉秀先後派兵消滅各地群雄，統一全國，史稱「光武中興」。

(二) 光武中興：光武帝在位期間，表彰名節，崇尚儒術，注重吏治，保存功臣，強化皇權，加強監察及崇尚節儉，使政治清明，文教大興，經濟恢復，史稱「光武中興」。





明章二帝在位31年期間，頗能繼承光武帝的施政方針，對內修明政治，調整經濟；對外抗擊匈奴，再通西域，是東漢的富強時代，史稱「明章之治」。

(四) 戚宦相爭的原因：**

兩漢時期，外戚擅權、宦官亂政之風甚烈。而東漢和帝以後尤其嚴重。在東漢後期的大約一百年間，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政，相互傾軌，使朝政陷入極端黑暗混亂之中。

戚宦紛爭的由來可以概括如下：

1. 外戚宦官之亂政起自西漢：

漢朝外戚擅權的禍根在西漢高祖時就已埋下，西漢初年，鑒於秦王室孤立而速亡，除大封宗室之外，更引用外戚輔政，且劉邦為對付功臣而倚重呂后，造成呂氏專政的局勢。

武帝設大司馬大將軍，必須由外戚擔任。而武帝、昭帝時霍氏、宣帝時的史氏、許氏，元、成、哀、平帝時的王氏、傅氏、丁氏，都以外戚而握重權，最後終於導致西漢王朝的滅亡。除此之外，宦官參政在西漢初期亦已開始，武帝設內朝官，晚年在內廷以宦官出納奏章，宦官因而漸握權。

2. 中央權力的內移遺禍不淺：

光武帝恐怕丞相奪權篡位，故不信任三公，故利用外戚以削弱三公之軍政權力，為內朝爭權提供了條件。因為內朝的官職往往落在外戚或宦官之手，皇帝比較精明強幹時，尚能加以駕馭。一旦出現東漢後期君主幼弱那樣的條件，便導致了外戚宦官挾主專政的惡果。

3. 君主沖齡夭壽致外戚專權：

自和帝起，東漢有十個皇帝都是沖齡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臨聽政。太后必然重用自己的家族，遂造成外戚專權。

4. 君主成長藉宦官奪回政權：

外戚的專政，削弱了皇權。君主一旦長大了，要掌握實權，就必須尋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於是皇帝便依靠身邊最親信的宦官來翦除外戚，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臨朝。外戚專政、排斥宦官，然後是宦官翦除外戚、取代外戚專政。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東漢後期就是在這種戚宦互相傾軋、交替專權的局勢下渡過，直至東漢滅亡。





註：

外戚： 是指皇帝的每族、妻族，即太后，皇后的家系，東漢時期，皇帝的嫁娶，不出世家 大族，外戚又常是其中最有勢力的家族。

宦官： 是官廷中侍候皇帝及其后妃的人，這些人才本來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但因接近皇 帝，負責傳達詔令掌管文書，所以也逐漸握有實權。



(五) 宦官多獲勝的原因：**

1. 皇帝信任：外戚權大時，可威脅皇位，但宦官則絕無當皇帝的可能，充其量只是貪污而已。故宦官多得皇帝信任，而外戚則為皇帝所猜忌。

2. 接近皇帝：宦官經常與皇帝接近，外戚與皇帝較疏遠，故皇帝與宦官的感情自然 較外戚為親密。

3. 地位穩固：外戚的權位，常因皇帝的更易、或母后的死亡而發生動搖；但宦官則不受上述情形的影響，地位較外戚穩固，故在雙方鬥爭的過程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自然較外戚為高。



(六) 戚宦相爭之影響：**

在東漢後期的戚宦紛爭中，外戚固然利用皇帝幼弱，得以專擅朝政，宦官也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縱。總之，雙方都極力圖挾持皇帝，排除異己，由於外戚、宦官的交替專權、亂政，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1. 導致政治腐敗：外戚、宦官的相互傾軋，使當時的政局動盪，朝綱不振，政治一片黑暗。無論是外戚或宦官擅權專政，大都排除異己，任人惟親，賣官鬻爵，廣收賄賂。

2. 引起黨錮之禍：戚宦亂政引起大臣和士人不滿，他多支持外戚而攻擊宦官，宦官便利用權力大加迫害，於是釀成桓、靈之世的兩次黨錮之禍。

3. 造成民變四起：由於政治日趨黑暗，東漢王室、貪官污吏及地方豪紳對人民的敲搾勒索愈益加劇。百姓無法生活，便到處流浪和暴動，最後終於出現大規模的民變。



(七) 黨錮之禍之背景/成因：**

東漢後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對宦官專政，被罷官禁錮，甚至誅連殺害，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其產生之原因約有下列兩項：

1. 清議之風相當盛行：東漢自光武帝開始提倡儒術，崇尚節氣，逐漸成為風氣。當時一般士人都注重名節，中央及郡國選官都以名節為標準。影響所及，士人以名節自高，不與濁世合流，不畏強權，敢與黑暗勢力對抗，士戈在講學之餘，每每討論朝政得失，品評當世人物，這種議政之風氣，稱為「清議」，這些士人因經常討論政治，抨擊宦官，漸漸聯結成黨。

2. 士人不滿政治現狀：桓帝、靈帝時期，君主昏庸，寵信宦官，政治腐敗，引起士大夫們的憤慨，使太學生的注意力轉移到實際的政治社會問題上去，他們還聯合一些士人出身的朝臣，壯大聲勢，朝廷遇到重大的決策，有時也徵求太學生的意見，因此他們的言論也能影響到實際的政治。因他們要求改革政治，並猛烈抨擊宦官壟斷朝政及貪污腐敗，宦官眼見士人勢力日漸強大，便尋求機會予以打擊，因而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



(八) 黨錮之禍的經過：**

1. 第一次黨錮之禍：

a. 桓帝時，太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為首，與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聯合，主持清議，批評朝政，攻擊宦官。

b. 當時宦官的子弟親黨，遍佈州郡，為害地方，李膺乃運用權力，盡量制裁，更招宦官怨恨。

c. 公元165年，宦官張讓之弟張朔，為官貪殘，被李膺所殺；次年宦官的黨羽張成教唆兒子殺人，被李膺定罪處死。

d. 宦官乃使人上書誣告李膺與太學生結黨營私，誹謗朝政，桓帝下令逮捕黨人。

e. 結果李膺等二百多人皆被捕下獄，陳蕃亦因上書進諫而被免職。過了一年，因外戚竇武的力爭，他們才被赦歸鄉里，禁錮終身，不許作官，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2. 第二次黨錮之禍：

a. 公元168年，桓帝死，靈帝即位，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共掌朝政；起用李膺，並密謀誅殺宦官，但因事機洩露，宦官矯詔以禁軍討竇武，結果竇武自殺，陳蕃也被殺害。

b. 公元169年，山陽郡督郵張儉，因宦官侯覽家屬在郡內作惡多端，屢次上表彈劾遭侯覽截留，無法上達，張儉乃以此為藉口，殺害侯覽的母親及其親屬賓客百餘人，侯覽乃誣告張儉與人連結為黨，危害社稷。

c. 張儉逃脫，宦官藉此機會誅除異己，凡與宦官不睦的均被視為黨人，總計被害的黨人有李膺、杜密等百多人。並在各地陸續搜捕黨人，總計流徒及囚禁者共六七百人。

d. 不久，宦官又拘捕太學生一千多人，以致凡屬黨人而現居官位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一律免官禁錮。這次「黨錮之禍」一直延續了十多年，株連之廣，也超過了前一次。

e. 公元184年，爆發了「黃巾之亂」，靈帝才下詔大赦黨人。



(九) 黨錮之禍的影響：**

a. 摧殘人才：

漢末兩次「黨錮之禍」，歷時十多年，朝野賢良方正之士，多受牽連，重者被殺，輕者被貶逐禁錮，使國家無才可用。

b. 國本動搖：

東漢在宦官及外戚爭權之過程中又經此兩次「黨錮之禍」，助長了宦官的氣焰，政治更趨腐敗，弄致民不聊生，因而產生黃巾之亂，雖能及時討平，但卻演變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c. 開啟清談：

東漢末年的慘酷黨錮，使士氣大受摧殘，影響魏晉士人明哲保身，避談政治，放任無為，研究【易經】玄理，老莊道術，平日只高談闊論，不理世務，造成一代請談的風氣。



(十) 黃巾之亂與州郡割據：

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宦官相繼亂政；桓、靈二帝時，更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以致政治腐敗，人才凋零，國本動搖。另外，土地兼併嚴重，天災連年，故各地相繼發生民變。

靈帝時，鉅鹿人張角倡太平道，借治病傳教，在民間秘密反抗漢朝。信徒增至數十萬人，均以黃巾包頭為記，故稱作「黃巾」。

黃巾聲勢浩大，到處捕殺官吏，劫掠地主豪強。漢室以何進為大將

公元25年—220年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他在綠林軍的協助下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朝，奪得帝位。劉秀建都洛陽，年號建武，重新恢復由劉氏統治的漢朝，史家稱此漢朝為東漢。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進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同時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經過光武帝、漢明帝（58年—76年在位）、漢章帝（76年—89年在位）三朝的治理，東漢已經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被後人稱之為「光武中興」。由於後來由於皇帝年幼，導致了東漢後期的宦官與外戚專權的局面。 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漢獻帝讓位，東漢宣佈滅亡，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長期分裂的時期——三國時期。東漢歷12帝，共195年

東漢宦官與外戚之爭
東漢建立的經過：

A. 王莽末年，民變四起，其中以綠林兵及赤眉兵勢力最大。公元22年，漢宗室劉縯、劉秀兄弟以「復高祖之業」為己任，於舂陵起兵，與綠林聯合，共推漢宗室劉玄為更始帝，討伐王莽。

B. 綠林建號後，王莽發兵四十二萬圍攻當時聯軍的據點昆陽，被劉秀以數千兵大破其主力，威震全國，劉秀聲名日高，各地紛紛嚮應。

C. 昆陽大捷後，劉縯受妒被殺。接著綠林兵攻陷洛陽，入長安推翻王莽政權，劉秀奉更始帝之命經略河北，誅殺抗命的王郎，擊敗銅馬等流寇，期間劉秀乘機招攬人才，收買人心，勢力日益增長，乃脫離更始帝而自立。

D. 公元25年，劉秀在鄗南即位，沿用漢的國號，建元建武，是為光武帝。其時赤眉兵入長安，殺劉玄，光武帝乃乘機討平赤眉兵，定都洛陽，是為東漢。其後十多年間，劉秀先後派兵消滅各地群雄，統一全國，史稱「光武中興」。

(二) 光武中興：光武帝在位期間，表彰名節，崇尚儒術，注重吏治，保存功臣，強化皇權，加強監察及崇尚節儉，使政治清明，文教大興，經濟恢復，史稱「光武中興」。

(三) 明章之治：光武帝死，明帝即位，在位18年，文治武功俱有表現。他尊崇儒學，慎選官吏，嚴懲貪污，減省刑罰；又派人防治水患及發展西域。

明帝死後，章帝繼位，在位十三年，頗能遵守明帝的遺規，同樣尊崇儒學，並廢除酷刑，賑飢輕徭及勸督農桑，使民生充裕，社會繁榮。

明章二帝在位31年期間，頗能繼承光武帝的施政方針，對內修明政治，調整經濟；對外抗擊匈奴，再通西域，是東漢的富強時代，史稱「明章之治」。

(四) 戚宦相爭的原因：**

兩漢時期，外戚擅權、宦官亂政之風甚烈。而東漢和帝以後尤其嚴重。在東漢後期的大約一百年間，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政，相互傾軌，使朝政陷入極端黑暗混亂之中。

戚宦紛爭的由來可以概括如下：

1. 外戚宦官之亂政起自西漢：

漢朝外戚擅權的禍根在西漢高祖時就已埋下，西漢初年，鑒於秦王室孤立而速亡，除大封宗室之外，更引用外戚輔政，且劉邦為對付功臣而倚重呂后，造成呂氏專政的局勢。

武帝設大司馬大將軍，必須由外戚擔任。而武帝、昭帝時霍氏、宣帝時的史氏、許氏，元、成、哀、平帝時的王氏、傅氏、丁氏，都以外戚而握重權，最後終於導致西漢王朝的滅亡。除此之外，宦官參政在西漢初期亦已開始，武帝設內朝官，晚年在內廷以宦官出納奏章，宦官因而漸握權。

2. 中央權力的內移遺禍不淺：

光武帝恐怕丞相奪權篡位，故不信任三公，故利用外戚以削弱三公之軍政權力，為內朝爭權提供了條件。因為內朝的官職往往落在外戚或宦官之手，皇帝比較精明強幹時，尚能加以駕馭。一旦出現東漢後期君主幼弱那樣的條件，便導致了外戚宦官挾主專政的惡果。

3. 君主沖齡夭壽致外戚專權：

自和帝起，東漢有十個皇帝都是沖齡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臨聽政。太后必然重用自己的家族，遂造成外戚專權。

4. 君主成長藉宦官奪回政權：

外戚的專政，削弱了皇權。君主一旦長大了，要掌握實權，就必須尋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於是皇帝便依靠身邊最親信的宦官來翦除外戚，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臨朝。外戚專政、排斥宦官，然後是宦官翦除外戚、取代外戚專政。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東漢後期就是在這種戚宦互相傾軋、交替專權的局勢下渡過，直至東漢滅亡。





註：

外戚： 是指皇帝的每族、妻族，即太后，皇后的家系，東漢時期，皇帝的嫁娶，不出世家 大族，外戚又常是其中最有勢力的家族。

宦官： 是官廷中侍候皇帝及其后妃的人，這些人才本來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但因接近皇 帝，負責傳達詔令掌管文書，所以也逐漸握有實權。



(五) 宦官多獲勝的原因：**

1. 皇帝信任：外戚權大時，可威脅皇位，但宦官則絕無當皇帝的可能，充其量只是貪污而已。故宦官多得皇帝信任，而外戚則為皇帝所猜忌。

2. 接近皇帝：宦官經常與皇帝接近，外戚與皇帝較疏遠，故皇帝與宦官的感情自然 較外戚為親密。

3. 地位穩固：外戚的權位，常因皇帝的更易、或母后的死亡而發生動搖；但宦官則不受上述情形的影響，地位較外戚穩固，故在雙方鬥爭的過程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自然較外戚為高。



(六) 戚宦相爭之影響：**

在東漢後期的戚宦紛爭中，外戚固然利用皇帝幼弱，得以專擅朝政，宦官也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縱。總之，雙方都極力圖挾持皇帝，排除異己，由於外戚、宦官的交替專權、亂政，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1. 導致政治腐敗：外戚、宦官的相互傾軋，使當時的政局動盪，朝綱不振，政治一片黑暗。無論是外戚或宦官擅權專政，大都排除異己，任人惟親，賣官鬻爵，廣收賄賂。

2. 引起黨錮之禍：戚宦亂政引起大臣和士人不滿，他多支持外戚而攻擊宦官，宦官便利用權力大加迫害，於是釀成桓、靈之世的兩次黨錮之禍。

3. 造成民變四起：由於政治日趨黑暗，東漢王室、貪官污吏及地方豪紳對人民的敲搾勒索愈益加劇。百姓無法生活，便到處流浪和暴動，最後終於出現大規模的民變。



(七) 黨錮之禍之背景/成因：**

東漢後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對宦官專政，被罷官禁錮，甚至誅連殺害，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其產生之原因約有下列兩項：

1. 清議之風相當盛行：東漢自光武帝開始提倡儒術，崇尚節氣，逐漸成為風氣。當時一般士人都注重名節，中央及郡國選官都以名節為標準。影響所及，士人以名節自高，不與濁世合流，不畏強權，敢與黑暗勢力對抗，士戈在講學之餘，每每討論朝政得失，品評當世人物，這種議政之風氣，稱為「清議」，這些士人因經常討論政治，抨擊宦官，漸漸聯結成黨。

2. 士人不滿政治現狀：桓帝、靈帝時期，君主昏庸，寵信宦官，政治腐敗，引起士大夫們的憤慨，使太學生的注意力轉移到實際的政治社會問題上去，他們還聯合一些士人出身的朝臣，壯大聲勢，朝廷遇到重大的決策，有時也徵求太學生的意見，因此他們的言論也能影響到實際的政治。因他們要求改革政治，並猛烈抨擊宦官壟斷朝政及貪污腐敗，宦官眼見士人勢力日漸強大，便尋求機會予以打擊，因而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



(八) 黨錮之禍的經過：**

1. 第一次黨錮之禍：

a. 桓帝時，太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為首，與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聯合，主持清議，批評朝政，攻擊宦官。

b. 當時宦官的子弟親黨，遍佈州郡，為害地方，李膺乃運用權力，盡量制裁，更招宦官怨恨。

c. 公元165年，宦官張讓之弟張朔，為官貪殘，被李膺所殺；次年宦官的黨羽張成教唆兒子殺人，被李膺定罪處死。

d. 宦官乃使人上書誣告李膺與太學生結黨營私，誹謗朝政，桓帝下令逮捕黨人。

e. 結果李膺等二百多人皆被捕下獄，陳蕃亦因上書進諫而被免職。過了一年，因外戚竇武的力爭，他們才被赦歸鄉里，禁錮終身，不許作官，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2. 第二次黨錮之禍：

a. 公元168年，桓帝死，靈帝即位，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共掌朝政；起用李膺，並密謀誅殺宦官，但因事機洩露，宦官矯詔以禁軍討竇武，結果竇武自殺，陳蕃也被殺害。

b. 公元169年，山陽郡督郵張儉，因宦官侯覽家屬在郡內作惡多端，屢次上表彈劾遭侯覽截留，無法上達，張儉乃以此為藉口，殺害侯覽的母親及其親屬賓客百餘人，侯覽乃誣告張儉與人連結為黨，危害社稷。

c. 張儉逃脫，宦官藉此機會誅除異己，凡與宦官不睦的均被視為黨人，總計被害的黨人有李膺、杜密等百多人。並在各地陸續搜捕黨人，總計流徒及囚禁者共六七百人。

d. 不久，宦官又拘捕太學生一千多人，以致凡屬黨人而現居官位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一律免官禁錮。這次「黨錮之禍」一直延續了十多年，株連之廣，也超過了前一次。

e. 公元184年，爆發了「黃巾之亂」，靈帝才下詔大赦黨人。



(九) 黨錮之禍的影響：**

a. 摧殘人才：

漢末兩次「黨錮之禍」，歷時十多年，朝野賢良方正之士，多受牽連，重者被殺，輕者被貶逐禁錮，使國家無才可用。

b. 國本動搖：

東漢在宦官及外戚爭權之過程中又經此兩次「黨錮之禍」，助長了宦官的氣焰，政治更趨腐敗，弄致民不聊生，因而產生黃巾之亂，雖能及時討平，但卻演變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c. 開啟清談：

東漢末年的慘酷黨錮，使士氣大受摧殘，影響魏晉士人明哲保身，避談政治，放任無為，研究【易經】玄理，老莊道術，平日只高談闊論，不理世務，造成一代請談的風氣。



(十) 黃巾之亂與州郡割據：

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宦官相繼亂政；桓、靈二帝時，更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以致政治腐敗，人才凋零，國本動搖。另外，土地兼併嚴重，天災連年，故各地相繼發生民變。

靈帝時，鉅鹿人張角倡太平道，借治病傳教，在民間秘密反抗漢朝。信徒增至數十萬人，均以黃巾包頭為記，故稱作「黃巾」。

黃巾聲勢浩大，到處捕殺官吏，劫掠地主豪強。漢室以何進為大將

黨錮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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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東漢桓帝、靈帝時宦官、外戚交替專權。貴族李膺和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品德高尚，時稱君子，如「三君」，「八俊」、「八顧」。三君是指「一世之所宗」，有竇武、劉淑、陳蕃；八俊是指「人之英」，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顧是指「能以德行引人者」，有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步等八人。

延熹九年（166年）河南尹李膺，遭到誣衊「養太學游士、街角諸郡生徒」，「共為黨部，疑亂風俗」，於是李膺、杜密以及范滂等二百多名「黨人」被捕。永康元年（167年）雖經釋放，但放歸田裡，終身罷黜。史稱「黨錮之禍」。漢靈帝時，外戚竇武專政，重新起用「黨人」，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被殺。建寧二年（169年），靈帝在宦官侯覽、曹節支使下，逮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並下獄處死。後來又陸續殺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年），靈帝再次命令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錮，並連及五族。乃是第二次「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