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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和宋朝服飾文化差異的產生原因主要是民族融合的程度、學術思想的開放程度、統治者意志的影響等因素。
服飾一經產生,便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不斷發展和完善。服飾發展的動力,取決於人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一方面,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為服裝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不但使人們在遮羞禦寒之後能有更多的追求,並使這種追求更具現實性。另一方面,人類的社會生活的發展,國家的產生等,也促進了服飾的發展。但從唐、宋朝的服飾對比來看,宋朝時,社會生產力超過了唐朝,人們對世界的瞭解甚於唐朝,絲織業也較唐朝發達,但宋朝的服飾文化反而不如唐朝豐富和開放。
唐朝服飾具有鮮明的特點,尤其唐朝的女裝,其造型雍容華貴,妝飾富麗堂皇。且有三大特點:披帛袒領大袖襦裙裝、女著男裝、穿胡服。
唐朝的襦裙裝為上著短襦或衫,下著長裙,佩披帛,加半臂。唐朝女子喜穿短襦,而下著的長裙裙腰提得極高至腋下,以綢帶系紮,因此上襦很短成為女服特點之一。領口常有變化,如圓領、方領、雞心領等。盛唐後袒胸風盛行,民間也紛紛效仿。唐‧方幹《贈美人》詩“粉胸半掩疑暗雪”等句就是描繪此種裝束。婦女穿襦裙裝時,配套服飾中還有半臂與披帛。半臂似今短袖衫;披帛是從下而長的帔子演變而來的,成為披之於雙臂,舞之於前後的一種飄帶了。
女著男裝主要是女子穿男子常服和胡裝。《新唐書‧輿服志》史載:“中宗時,後宮戴胡帽,穿丈夫衣靴。”《大明宮詞》中太平公主身穿一套乞丐裝去相親,而帝與後並無訓斥之言。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中女扮男裝,可見當時社會思想的開放程度。
唐人善於融合西北少數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來文化,加之絲綢之路上自漢至唐駱駝商隊絡繹不絕。至開元年間十分流行胡服新裝,這種包含印度、波斯很多成分在內的一種裝束,使唐朝婦女耳目一新,胡服在中原諸城異常流行。較典型者,即為上戴渾脫帽,身穿窄袖緊身翻領長袍,下著長褲,足登高革靴。
宋朝把唐朝富貴繁華的風格銳減為清冷消瘦的宋朝文人風格。在服飾上,有襦、襖、衫、背子、半臂等,其中以背子最具特色。背子樣式以直領對襟為主,前襟不施絆鈕,袖有寬窄兩種,長度不一。另在左右腋下開長衩,也有不開衩者。半臂加長袖成為背子,半臂去袖為背心。半臂的領子開得較唐朝上。裙與褲是婦女下裝,裙是婦女常服下裳,裙式一般修長,時興“千褶”、“百迭”裙,形成宋朝的特點。在服飾色彩上,強調本色。在服飾質地上,主張不應過分豪華,而應簡樸,一改唐朝袒裸之風,趨於拘謹保守。
產生差異的原因主要是民族融合的程度、學術思想的開放程度、統治者意志的影響等因素。下面具體論述。
唐朝時民族間交流的範圍相當寬廣,氛圍相當濃厚。表現在民間角度講,首都長安是當時世界著名的都會,是亞洲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心。據《唐六典》記載,8 世紀的長安百萬的總人口中,各國僑民和外籍居民約占5 %。唐先後曾和三百多個國家有交往,最少的時候也有七十多個,當時長安城中有三十多個國家的使臣、商人和留學生,僅在國學中學習的就有高麗、百濟、新羅、日本以及吐蕃、高昌等國家和民族的留學生八千余人。不少士兵、將軍、朝廷官員甚至對外使節都由外國人來擔任。更大範圍來說,西域各族軍長尊崇擁戴唐太宗為天可汗⋯⋯這樣一來,在民間生活中,不同民族的服飾款型,不同的服飾觀念與習俗,不同的服飾傳統與心態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吸收和發展,融會貫通,從而產生了新的服飾。
從統治集體的構成來看,唐朝不僅在民族上有了大融合,而且在皇族本身就有著血統的融合。據史載,李世民即有八分之一胡人血統。長孫皇后的祖先即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她的家世經歷西魏北周王公大人的身份,才改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太子李承乾就喜作突厥語,喜著突厥服。武則天的母親楊氏與隋朝皇族為一家,隋煬帝的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大姓。當時朝中少數民族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姻極多,可見民族融合不僅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而且是與生俱來的滲透與承傳。
宋朝的民族大融合大都通過戰爭的途徑,以民族屈辱妥協的形式體現出來。壓迫和歧視是當時的主流。
雖然經濟交流非常頻繁,但交流的主要渠道是割地賠款,所以,朝廷對服飾的“胡化”有抵制情緒。《績資治通鑒》史載:“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為邊裝,聲音亂雅,好為北樂。臣竊傷悼。⋯⋯今都人靜夜十百為群,吹鷓鴣,撥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眾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懲,詒禁之。”宋徽宗對“胡服”的“入侵”就有多次禁令。《能改齋漫錄》載大觀四年有昭雲:“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系番束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宋史‧輿服志》載政和初年詔曰:“一應士庶,於京城內不得佩帶氈笠子。”對敢於效法者,還給予嚴懲:“以違御筆論。”宋朝在服飾上保留了自己的特點。
相互抵牾的儒道釋學說鼎足而立,成為有唐一代建國立業的理論基礎。儒道和儒釋的衝突分別在先秦和六朝時就開始了。但進入唐朝後,這三者的衝突逐漸淡化,消失了,使得唐人有著前所未有的寬容、寬厚、寬鬆的眼界與胸襟。唐朝對各種宗教各家學說一般不加阻撓。玄奘前往印度取經,太宗親自召見,並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又如景教等也在長安設置有寺院。由此看來,大唐人有著博大的胸懷和自由開放的思想格局。在著裝上並無什麼特殊的禁忌,露體裝隨處可見。
宋朝時宋真宗和宋徽宗都信奉道教,所以道教在北宋十分發達,一時道觀遍天下。而佛教,朝廷給予適當保護,但對於度僧仍然甚加控制。由於受到佛教的禪宗、宋初道士陳摶等思想的影響,宋朝唯心主義哲學原則成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理學。儒學歷來為統治者所尊崇,被視為統治天下的王綱國策。儒學把國家政治制度看成家族親情倫理的複製與放大。漢代董仲舒將此概括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的處事原則,非常符合中央集權專制的需要。
對宋朝服飾影響最大的是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以儒學為核心的儒、道、佛相互滲透的思想體系。二程(程顥,程頤) 認為人有二重性,以天命之性為性,以生之謂性為才。人之才性須要修養,人欲是致惡的直接原因,只有複歸善良的天性才不違背天理。程頤還極力發揮《論語‧顏淵》中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觀點,將人性修養提到天理的高度,指出“滅人欲而存天理”的修養論的總原則,宣揚“三綱五常,仁義為本”。把人的心理、形體都束縛起來,變成了一個個“不敢想,不敢做”的木偶人。削弱人的積極性,讓人遵循封建禮法,在無形中束縛人們的心理,直接改變唐朝自由開放的格局。其服飾並無超越唐朝,反而推崇古代的禮服。
《新唐書‧五行志》史載:“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份、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後笑曰‘, 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面對女兒男裝打扮,帝後並無訓誡和擔憂,有的只是談笑風生和寬厚的心態。唐玄宗時,社會經濟發達,政治氛圍寬鬆,服飾也隨之繁盛。玄宗本人濫賞濫封,宦官中穿朱紫的就達數千人,爭富鬥豔之風蔓延開來,以至滿眼華貴,一片雍容。又如唐玄宗楊貴妃喜胡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時間造成聲勢浩大的影響,如白居易詩歌所述“臣妾人人學團轉”。這就順理成章地演變成對胡服的崇尚,進而形成胡裝盛行的格局。
在宋朝,各朝皇帝多次提出服飾“務從簡樸”“, 不得奢華”。特別對婦女服飾,要求尤為嚴格,一改唐朝婦女服飾袒胸露背的風尚。並在寧宗嘉泰初年,將宮廷中除帝王後妃外,婦女的金石首飾,集中放火焚燒,以此警示天下。皇帝的命令誰敢不聽,一定程度上使宋朝的服飾拘謹質樸。
分析了唐宋服飾,就如同在浩瀚的歷史鏡頭中,剪輯了一短小的片段。探討唐宋朝代服飾差異的原因是為了更快、更好地發展新世紀的服裝產業。不管服飾是歷史的鏡子還是別的,在討論其原因時,最終觸及的還是社會的本質和根源。服飾的發展除了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外,民族交流、統治階級意志、宗教信仰、社會思想、生活觀念等諸多方面賦予了服飾更多的意義。
2006-12-02 09:35:18 補充:
以上資料全屬轉載,其實個人對此有點懷疑。大家都說,宋朝衣著保守,是因為宋代理學興盛。然而,理學在宋代方剛剛興盛,影響力是否足以遍及朝野呢?北宋是由960年至1127年,南宋是由1127年至1279年。北宋理學家之中,程頤最多學生,其他各人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未必太大;南宋理學家當然要數朱熹,但南宋又有慶元黨禁,朱熹等人被批判為偽學,直到1202年,黨禁才解除,距離南宋亡國只有77年。後來,科舉以朱熹《四書集注》為考材,理學的影響才得以擴大。在此之前,理學是新興的學說,影響是否如此之大,足以影響宋代服飾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歡迎大家來信或以其他方式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