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HK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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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香港大學「The Creative Learning and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Project」對於陳慎慶的《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一書的學習指導）

有沒有想過太平清醮影響著長洲族群間的生活？有沒有想過孔子所提倡的價值觀還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香港的經濟發展？有沒有想過天主教和基督教對香港的福利事業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和貢獻？有沒有想過道教發展與香港的社會文化發展有何關係？又有沒有想過大嶼山天壇大佛代表的佛教信仰如何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份？

宗教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密切非常，從個人、群體、社會組織、國家、全球性等多個層面，宗教隱含著不同程度的社會意義和功能。

香港擁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有中國宗教（儒、道、釋和民間宗教）、西方宗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宗教少數族群（回教、猶太教、印度教、錫克教、祆教等），還有不少新興宗教。這正好反映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它們如何與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以及相互影響？

香港的儒、道、釋傳統

儒、道、釋是中國的三大主流傳統宗教。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儒、道、釋的傳播和發展在香港這個中國南方邊陲城市、受過英國管治的殖民地，是怎樣的呢？

儒家

儒家傳統在中國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但是，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不少人提起儒家，總會想到身穿長衫的老學究。這種情況反映出儒家文化在現代華人心中的形象──迂腐、陳舊、僵化和不合時宜。

在八十年代，隨著東亞地區經濟起飛，有一派的社會學家認為，儒家文化對東亞的經濟發展有正面而積極的影響，因為東亞地區人民的生活，一直離不開儒家文化價值的系統。

在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香港，不少香港華人還信守著儒家的價值觀念。不過，他們不再視這些價值觀念為一種內在的、神聖的事物，而是採取一種工具的理性主義（instrumental rationalism）態度，把儒家視為實現經濟目的的「文化資源」。例如，香港華人善於把家族成員的親密關係運用到組織網絡和經濟發展上。

這是儒家文化能夠在適當的環境下轉化的表現，並稱這種已轉化的儒學為工具性的「理性傳統主義」（rationalistic traditionalism）。香港存在著「社會性儒家」，即一種廣為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依循的儒家信念和價值。這是儒學在一種非儒家的社會制度環境下再生的表現方式。

道教

道教──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對很多香港華人來說，道教好像很熟悉，但又好像很陌生。熟悉的是，對於香港的道教廟宇，總會略知一二，如黃大仙廟、文武廟、北帝廟等。然而，不少人只知其名，但它們屬於道教哪個派別？如何傳入香港？與香港社會有甚麼關係？又未必知其底蘊。

道教從秦朝到清朝傳入香港，並在民國以後繼續發展。香港主要的三大道教派別，分別是先天道、全真教和純陽派。先天道和全真教主張儒、道、釋三教合一，在香港最為流行。他們認為，三教合一的模式，有其社會因素。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香港華人的思想行為模式深受儒家影響。同時，佛教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在上述社會環境中，三教合一的模式有利道教的傳播。因此，我們不難明白為甚麼「萬佛堂」不是一所佛教寺院，而道教廟宇往往會供奉佛教的觀音菩薩。

除了多神崇拜，香港道教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都有一定的貢獻。然而，香港道教的研究雖非空白，但亦未有蓬勃的發展。事實上，香港道教還有很多有待考察和發掘的地方。例如，香港道教「商教合一」的特色、道堂之間的關係、道教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潛在角色等，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佛教

香港有許多大小不一的佛教寺院。例如，大嶼山的寶蓮寺、鑽石山的志蓮淨苑都是著名的寶剎。然而，它們在甚麼時候建成？如何傳播？

佛教是一個外來的宗教，分別經過水路和陸路輾轉進入中國。香港位於中國沿海的最南端。據推測，部份佛教僧侶應該經此傳入中國。不過，地理的優勢並沒有為早期的香港佛教帶來蓬勃的發展。

佛教在香港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啟蒙時期」，由劉宋元嘉年間杯渡禪師駐錫屯門，建成杯渡寺和靈渡寺，一直到清末，當中並無特別的佛教資料可考據。據推斷，佛教於早期的香港並不活躍。

到了清末，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由於國內政局動盪，而香港環境安定，加上經濟貿易開始建立，佛教人才於是紛紛南下香港。大嶼山、沙田、大埔、荃灣等地陸續建立起弘法道場。寶蓮寺和志蓮淨院即於此時建立，市區也成立了不少佛教團體。香港的佛教遂進入了「建立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國內政局繼續動盪不安，不少國內佛教徒和僧侶又紛紛來港，香港佛教進入蓬勃的「發展時期」。這期間不少佛教團體致力參與社會福利事業。

今天，佛教經已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份，它與香港的社會發展緊密相連。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再次經歷了歷史的轉變。在這轉變中，佛教有怎樣的發展？近年香港經濟面對重重挫折，到底是有利還是有礙佛教的發展？

香港的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是香港的主流宗教，它們在香港的歷史進程發展如何？與香港社會又有何關係？

天主教

天主教教會在五、六十年代所擔當的是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角色。自七十年代開始，因「梵二」強調教會對社會的責任，香港的天主教教會逐步履行先知的角色。例如，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使教會能以具體行動回應社會議題，以及促進非神職人員對社會事務的參與。當時，教會的社會參與並未影響她與政府所建立的良好關係。到了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天主教教會更進一步強化其先知角色，教區並呼籲堂區的非神職人員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天主教不同的堂區對於社會議題有一定程度的反應，例如參與「六四」事件的紀念活動。然而，堂區教友對教區的呼籲，未必事事都表現積極。

然而，在後過渡期情況出現不少變化。香港天主教教徒逐漸對政治參與表現出克制的態度，教會領袖對於富爭議性的臨時立法會「推選委員會」也採取妥協的立場。主權移交後，教會也積極與中國政府建立較親切的關係。對於這種轉變，在日益增加的政治壓力下，香港的天主教教會將與社會和政治事務保持距離，並以建立較親切的政教關係為長遠目標。

基督（新）教

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不僅促進香港基督新教的發展，也使香港華人信徒有不同於中國大陸華人信徒的經歷和觀點。

殖民地的政治環境、中港的地理形勢，使香港彷彿早已注定成為中國大陸華人的避難所。戰後大批難民湧入，使香港人口急劇上昇，並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不少海外基督新教團體伸出援手，這個形勢間接促使香港基督新教教會快速發展，並在這些難民中吸收無數新的成員。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由於大量難民湧入，引起海外教會和國際救援組織的關注，在香港展開大規模的救濟工作，本地教會也乘時推動各種社會福利服務；到七十年代中期，由於九龍爆發騷動，香港政府改變了保守的態度，考慮提供較佳的社會福利服務；七十年代末期，香港工業開始發展，不少國際救援組織和教會認為香港已渡過危難期，逐漸將資金撤離，基督教會的福利事業逐漸走向本地化；八十年代，香港基督教會的精英冒起，進一步推動社會福利事業本地化的進程；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政府決定資助社會服務志願機構，解決了基督新教社會服務機構財政上的問題；九十年代以後，面對新市鎮邊緣少年、單親家庭、老人、新移民和貧富兩極化等問題，基督新教的社會福利服務將面對更艱鉅的挑戰。

教會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密不可分，基督宗教的成長歷程，同樣是香港社會發展以及文化建構的歷程。五、六十年代是香港經歷難民潮的年代，基督宗教的社會福利事業正好乘時發展，教會也開始擔當社會福利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與港英政府建立了一種和諧的合作關係；七十年代，香港工業開始發展起來，國際的難民救援組織也逐步撤離香港，正好促成教會福利事業的本地化，也促進政府對福利事業的關注，同時教會開始擔當社會先知的角色；八、九十年代香港面臨回歸問題，各方關注香港的前途，教會進一步發揮其先知角色，政教關係開始進入新階段，香港的殖民地狀況面臨轉化。可見，教會的社會角色、政教關係、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等，深深受著香港社會的影響，兩方面並在發展歷程中互相轉化。

此外，九七問題的影響，以及九七之後基督宗教的發展路向，都是我們值得關注的。有人認為在越來越大的中國政治壓力下，天主教將會以與中國政府建立較親切的政教關係為長遠目標；有人則指出天主教要履行先知角色，必須除去政治參與的掣肘和深化信徒的社會意識；又有人提出香港的新教信徒在九七回歸後應繼續擔當先知角色，使香港成為一個公正的社會；另外都有人講九七回歸後香港的基督新教社會服務將面對更大的挑戰，中港的福利服務將有較多的交流機會。

甚麼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動力？香港社會將往何處去？五、六十年代大量難民湧入，使香港社會面對相當大的壓力，但同時也推動了基督宗教的社會福利事業，間接推動香港發展成為現代城市。香港現正經歷一段社會發展的低潮，不少人因此感到徬徨萬分。但這低潮是一股負面的力量，還是一個讓香港作結構性重整的契機？也許，基督宗教發展的經驗正好給香港人一個反思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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