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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哪些詩句表現了屈原的遠大理想?
屈原是優秀的政治家,具有振興楚國的抱負。他熱切追求理想,就是以身殉國,亦在所不惜。(離騷云:「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表現出屈原「國富強而法立」的政治見解。)
2. 哪些詩句表現了屈原對賢君的渴望及小人當道的概嘆?
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熱愛祖國, 關心 君主,就算是被逐疏遠,亦不能使他背叛祖國,反而使他更熱愛祖國。(就好像離騷裡表明的「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屈原一生忠誠愛國,可惜圍繞在楚君身旁的是一些奸邪小人。屈原既痛恨小人的進讒迫害,亦對君主的誤信讒言而感到惋惜。在詩歌中往往痛斥小人,表示毫不妥協的態度及堅貞不屈的精神。(離騷所言:「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又云:「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正是他的痛心之辭。)
3. 此詩怎樣表現豐富的浪漫主義?
所謂浪漫主義,是指著重作者的個人性情,在作品中流露熱烈奔放的感情,而且想像力豐富,運用神話傳說,畫出鮮明的色彩。例如離騷中,屈原寫到自己熱熾的追求理想,甚至不惜上天下地去求索時,便運用了大量神話傳說,再輔以個人豐富想像力,讓風神、月神做自己的差役。景象瑰麗,是成功的浪漫主義作品。
4."駕青虬兮驂白螭"、"登崑崙兮食玉英"兩句用了什麼修辭?這可產生什麼效果?
楚辭的對偶形式,除了是句子與句子對偶,如國殤:「駕青虬兮驂白螭」對「登崑崙兮食玉英」;這可以令形式更工整,增加誦讀的美感。
5.試從<<涉江>>(楚辭)和<<關睢>>(詩經)的首節比較他們(兩首詩)在題材和語言風格上的不同之處。
詩經的作品都是合樂的唱詞,古人把《詩經》的題材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風」:周王朝時各國諸侯領地的樂曲,可說是各地的民歌。<<關睢>>(詩經) 此詩應該是作者情鐘一位淑女,追之求之,可惜造物弄人,遂致夢寐縈懷,不能自己。然雖深情綿綿,情天悵恨,卻心意純正,沒有雜念,無任何怨天尤人之意。誠所謂,發乎情,止乎禮也!從此詩中,我們不難發現儒家思想之人性化、生活化。夫妻間之鶼鰈情深,妻為夫容;離情依依,朝思暮念,乃人性之常,無關所謂慧劍斬情絲也。最後,我們還要說,此詩強調身為一個男孩子,應立志學習作「正人君子」;一個女孩子,應學習作「窈窕淑女」。果其然,則此「正人君子」與「窈窕淑女」匹配成婚後,必然能「宜室宜家」,也就是說,此詩隱然包含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
“楚辭”一詞最初見於西漢武帝時,《史記.酷吏列傳》稱“〔朱〕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這的“楚辭”當是指以屈原為代表的楚人的作品。到了漢成帝的時候,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漢代人仿寫的作品彙編成集,定名為《楚辭》。所以,“楚辭”既是一種詩歌形式的名稱,也是一部詩歌總集的名稱。“楚辭”在漢代又被稱作“賦”,這是因為漢賦是直接受“楚辭”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文體,所以漢代在習慣上就把屈、宋之辭與枚乘、司馬相如之賦等同起來。其實,楚辭和漢賦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學體裁,楚辭是詩歌,漢賦是押韻的散文,它們在句法形式、結構組織和押韻規律上都是不同的。後來又有人以《離騷》代表《楚辭》而把楚辭稱之為“騷”,所謂“騷體”就是指的楚辭體。
《涉江》是九章的其中一篇,屈原被頃襄王流放江南時所作。承哀郢之後的作品。是描寫他憂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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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篇名。關於它的來歷,王逸認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間祭歌創作的。朱熹認為是屈原對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詞”(《楚辭集注》)。胡適則認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與屈原傳說絕無關系”(《讀楚辭》)。今人多取朱說。
《九歌》由於以民間祭歌為基礎,所以具有楚國民間祭神巫歌的許多特色,《漢書‧地理志》說:“(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呂氏春秋‧侈樂》也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所謂“巫音”,即巫覡祭神的樂歌,這是《九歌》與屈原其他詩篇的不同之處。但是,作品中如“載雲旗兮委迤”﹑“九嶷繽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詩句,“老冉冉”﹑“紛總總”等習用語,又與屈原其他詩作一脈相通。因此,它應當是屈原詩歌藝術整體中的有機構成部分。
“九歌”名稱,來源甚古。除《尚書》﹑《左傳》﹑《山海經》所稱引者外,《離騷》中有“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樂”,《天問》中有“啟棘賓商,九辯九歌”諸語。各書所說到的“九歌”內容雖有種種演化,但可證“九歌”乃是傳說中很古的樂章。至於屈原用它作為篇名,似乎不會跟遠古“九歌”的章數有關,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調相同。可能是取其“娛神”這一點,再結合《離騷》所說的“康娛”﹑“■樂”的意思,基本上屬於新歌襲舊名的類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為了使它們符合“九”的成數,曾作過種種湊合。如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主張《湘君》﹑《湘夫人》并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為一章。聞一多《什麼是九歌》主張以《東皇太一》為迎神曲,《禮魂》為送神曲,中間九章為“九歌”正文。但多數人的意見,以“九”為虛數,同意汪瑗《楚辭集解》﹑王夫之《楚辭通釋》之說,認為前十章是祭十種神靈,所祭的十種神靈,從古代人類宗教思想的淵源來考察,都跟生產鬥爭與生存競爭有密切關系。十種神靈大致又可分為三種類型:天神——東皇太一(天神之貴者)﹑雲中君(雲神)﹑大司命(主壽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東君(太陽神);地祗——湘君與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人鬼——國殤(陣亡將士之魂)。有人認為,在上述十種神靈裹面,篇首“東皇太一”為至尊,篇末“國殤”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則是陰陽二性相偶,即東君(男)與雲中君(女),大司命(男)與少司命(女),湘君(男)與湘夫人(女),河伯(男)與山鬼(女)。《九歌》原來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關系排列的,今本《東君》誤倒(聞一多《楚辭校補》)。
從《九歌》的內容和形式看,似為已具雛形的賽神歌舞劇。《九歌》中的“賓主彼我之辭”,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們都是歌舞劇唱詞中的稱謂。主唱身份不外三種:一是扮神的巫覡,男巫扮陽神,女巫扮陰神;二是接神的巫覡,男巫迎陰神,女巫迎陽神;三是助祭的巫覡。所以《九歌》的結構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現。清代陳本禮就曾指出:“《九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眾巫和者。”(《屈辭精義》)這樣,《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悅之詞,在宗教儀式﹑人神關系的紗幕下,表演著人世間男女戀愛的活劇。這種男女感情的抒寫,是極其複雜曲折的:有時表現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時表現為待神不來的猜疑之情,有時表現為與神相會的歡快之情,有時表現為與神相別的悲痛與別後的哀思。從詩歌意境上看,頗有獨到之處。
朱熹曾評《九歌》說:“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楚辭辯證》)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較之《詩經》的鄭﹑衛之風,確實不同。但這并非由於“世風日下”的“再變”,而是春秋戰國時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徵的表現。鄭﹑衛之詩,表現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質直與純樸;而《九歌》則不僅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現出深邃﹑幽隱﹑曲折﹑婉麗的情調,別具一種奇异濃郁的藝術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內容。作為祭歌,由於它每一章所祭的對象不同,內容也就有所不同,如《東皇太一》的肅穆,《國殤》的壯烈,便與男女之情無涉。《國殤》是一首悼念陣亡將士的祭歌,也是一支發揚蹈厲﹑鼓舞士氣的戰歌。它通過對激烈戰斗場面的描寫,熱烈地贊頌了為國死難的英雄,從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個側面。
《九歌》是以娛神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藝術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間的神,實質上是現實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既活潑優美,又莊重典雅,充滿著濃厚的生活氣息。《九歌》圖卷 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圖‧東皇太一 元代張渥作,《湘夫人》、《山鬼》、《少司命》 傅抱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