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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彭定康是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的榮譽文學士畢業生,主修現代歷史,曾取得旅遊奬學金,於1965年前往美國留學。1966年他加入保守黨的研究部工作,是保守黨內改革派的中堅分子,在歐洲事務立場上,傾向歐洲,與保守黨以戴卓爾夫人為首的疑歐洲派有所不同。
他自1979年至1992年成為英國國會巴斯選區的議員,於1979年至1981年出任下議院首長及藝術部部長,並於1989年至1990年出任環境大臣及由1990年至1992年擔任保守黨主席。1992年英國國會選舉中,被英國自由民主黨的Don Foster擊敗,令他失去在英國巴斯選區的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席,之後他辭任保守黨主席一職。稍後,獲得首相馬卓安安排出任第28任香港總督,接替衛奕信爵士。
[編輯] 出任港督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港督,直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前最後一日為止。他的出任打破了多項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女皇頒授的爵士勳銜,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以及成為首位出任港督的非政府官員(以前的港督都是殖民地部或外交部官員);因他身形較胖,而中譯名字十分中國化,故上任後香港坊間以至傳媒對他暱稱肥彭。他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香港總督。
有人認為,他拒絕受封是為免影響他回英後競逐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席,因為英國的政治家通常都在政途結束時才接受勳銜。在他擔任港督期間,他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例如他曾到中環品嚐蛋撻。而彭定康的一些作風,亦為香港後來從政人士所模仿。例如他發表施政報告後,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更主持公開答問大會面對市民質詢,以建立開放、向公眾負責的形象,確實令人一新耳目。
他對香港新機場建設費用的審批受到非議。興建新機場費用龐大,北京政府一直認為這是為了將港府的金庫在回歸前耗光,並要香港背上巨額的外債。而彭定康指香港啟德機場位於市區,位置不理想,容易發生事故,加上啟德機場已經不勝負荷,所以新機場的建設是刻不容緩的。事實上,興建新機場的事宜在前任衛奕信時已經決定,並早已於各大報章刊登了有關「玫瑰園計劃」的詳情,儘管當時並不知道後來稱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十大工程耗資之巨足以花光港府的財政儲備。但回歸後証實此計劃帶領香港成為地區航空交通樞紐。
此外,他對立法局功能組別議席的特殊安排受到中國的指責。他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變相使這九個議席成為直選議席。這改動,被中國方面認為是鑽《基本法》的漏洞,激怒了自六四事件後在對港政策趨向保守的中國政府。他被當時任職港澳辦主任的魯平罵作「千古罪人」。當時,「千古罪人彭定康」和彭、魯二人的關係成為香港報章副刊和電影的笑料主題。事後有評論認為,正是由於他固執和不可退讓的個性,以及雙方的溝通不順暢,直接導致北京政府與港英政府在回歸前摩擦不斷。但是更嚴厲的指責認為,彭定康之所以和中國政府衝突不斷,主要由於企圖從當時北京的外交困境中得到更多好處。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彭定康與家人陪同英國皇儲查理斯,乘坐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離開香港。
在任港督期間,香港處於前所未有經濟發展,所謂『人人有工做,個個有飯食』。有一批史學家公認這時期為『定康之治』。
離開香港之後,他和家人到了法國南部休息,並出版了《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記述他五年港督任期內,對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價值觀的分歧和衝突上的個人觀點。
[編輯] 北愛爾蘭的挑戰
1998年至1999年,他擔任「北愛爾蘭政策獨立委員會」的主席,推動北愛爾蘭自治及多方面和平。該委員會是根據《貝爾法斯特協議》成立於1998年。1999年9月9日,委員會發表有關北愛自治方案的報告書,名為《A New Beginning: Policing in Northern Ireland》(普遍稱為「彭定康報告書」),就北愛事務提出了175項建議,包括象徵式和實際可行的建議。
[編輯] 歐洲議會
1999年,他成為了英國派駐歐盟的代表之一,並在2003年3月成為了20位歐盟專員之一,專責外交事務。1999年9月被任命為紐卡素大學的校長(Chancellor)。2003年被選為牛津大學的校長(Chancellor)。
[編輯] 晉身上議院
他在2004年10月,基於他對英國、香港和歐盟的貢獻,獲封為終身貴族,封號為巴恩斯男爵,因此獲英國國會上議院的議席,重返英國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