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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 孫中山先生臨終前曾留有三份遺囑, 即著名的《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但1925年3月11日中山先生臨終前, 於病榻上還曾對他的家屬和摯友們口授了他的“第四份遺囑”——《一個基督徒的遺囑》:
“我是一個基督徒, 受上帝之命, 來與罪惡之魔宣戰!我死了, 也要人知道, 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 與魔鬼戰鬥40餘年, 爾等亦當如是戰鬥, 更當信靠上帝。”
這兩段話, 體現了一個同樣的中心內容, 即孫中山先生自認是一名基督徒, 受上帝之命來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軍閥勢力的“罪惡之魔”開戰, 希望人們繼承他的事業, 繼續奮鬥, 以求革命最後成功。
孫中山先生的這份遺囑是由從事孫中山與基督教研究多年的舒波先生提供的, 並得到了臺灣“國父紀念館”的認證, 並已發表于臺灣《國父紀念館館訊》1995年第五期上。
(摘自1997年3月21日《廣州日報》之《孫中山的“第四遺囑”》)
1883年, 他正18歲就受了浸。以後的生活, 都與基督信仰結合著。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 他為了向人們宣告自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說道:“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 乃完全依賴神的恩助。”
孫中山先生于1896年, 當時他31歲, 在英國遇難, 被誘騙而囚禁在中國使館裏, 滿清政府打算秘密送他回國處決。這時, 他懇求神幫助。神安排了他的老師助他得脫大難。
孫中山在倫敦脫險後給香港友人區鳳墀的信中記述了他被清政府駐英公使綁架及脫險經過:
啟者: 弟被誘擒於倫頓, 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 擬將弟捆綁乘夜下船, 私運出境。船已賃備, 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 弟身在牢中, 自分必死, 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 痛癢則呼父母, 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 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 日夜不絕祈禱, 愈祈愈切。至第七日, 心中忽然安慰, 全無憂色, 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 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 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 窗戶俱閉, 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 傳遞食物各件。然前已托之傳書, 已為所賣, 將書交與衙內之人, 密事俱俾知之, 防範更為加密。而可為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 使我安慰, 當必能感動其人, 使肯為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 適防守偶疏, 得乘間與他關說, 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 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 即交此傳出外與簡地利、萬臣兩師。他等一聞此事, 著力異常, 即報捕房, 即稟外部。而初時尚無人信, 捕房以此二人為癲狂者, 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 自出防守, 恐溜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 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 報館始為傳揚, 而全國震動, 歐洲震動, 天下各國亦然, 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倫頓幾乎鼓噪, 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候行文, 著即釋放, 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 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間, 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 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 人謀不臧, 雖清虜陰謀, 終無我何, 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 虜朝之名從茲盡喪矣! 弟現擬暫住數月, 以交此地賢豪。弟遭此大故, 如蕩子還家, 亡羊複獲, 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 常賜教言, 俾從神道而入治道, 則弟幸甚, 蒼生幸甚。
孫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中午, 病逝於北京。他要求用基督教的儀式殯葬。
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臨終前曾留有三份遺囑,即著名的《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但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中山先生臨終前,于病榻上還曾對他的家屬和摯友們,口授了他的「第四份遺囑」-《一個基督徒的遺囑》﹕
「我是一個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來與罪惡之魔宣戰!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與魔鬼鬥爭四十餘年,爾等亦當如是奮鬥,更當信靠上帝。」這兩段話,體現了一個同樣的中心內容,即孫中山先生自認是一名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來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軍閥勢力的「罪惡之魔」開戰,希望人們繼承他的事業,繼續奮斗,以求革命最後成功。
孫中山先生的這份遺囑是由從事孫中山與基督教研究多年的舒波先生提供的,并得到臺灣「國父紀念館」的認證,并已發表于臺灣《國父紀念館館訊》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上。
(摘自1997年3月21日《廣州日報》之《孫中山的"第四遺囑"》)
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他為了向人們宣告自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說道﹕"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賴神的恩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