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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1—約858年),字義山,號玉谿生、樊南生。晚唐詩人。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祖輩遷滎陽(今屬河南)[1]。詩作文學價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都在家族裡排行16,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在《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作有22首被收錄,位列第4。
其晚年的喪偶和官場失意時他篤信起佛教。
詩歌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6]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於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讚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後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於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於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鬱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後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台詩》、《碧城三首》、《重過聖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應酬和交際。在李商隱用於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綯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綯的關係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詩風
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傑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讀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徵、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格。據宋代黃鑑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裡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8]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谿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1934年12月致楊霽雲的信)
此外,李商隱的詩詞藻華麗,並且善於描寫和表現細微的感情。
影響
施蟄存認為[6],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22首,數量僅次於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晚唐時期,韓偓、吳融和唐彥謙已經開始自覺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到了宋代,學習李商隱的詩人就更多了。據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常互相唱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並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稱為西昆體。在當時頗有影響。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資料來源:台灣初中學生homw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