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解儒家思想可以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既主流呀？？

儒家思想，又稱儒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自漢代起指由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春秋時期魯國人）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華人的主流思想基礎。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奉儒學為官學的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被民國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文化最大限度的衝擊，不過在歷經多種衝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鏟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併在世界上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民族傳統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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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思想和主張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儒家哲學注重人的自身修養，要與身邊的人建立一種和諧的關係。對待長輩要尊敬講禮貌。朋友之間真誠守信用，「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待其他人要博愛，「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對待上司要忠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尊重知識，「朝聞道，夕死可矣。」，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提倡人要到達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境界。


儒家思想的特點和地位
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圖一統宇宙，把「自然」、「科學」和「人」、「社會」的問題建立在一個體系之下，而人類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呈現日漸增長的狀態，因而過去宗教的設論不斷地變成謬誤；在當時無法理解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各種宗教則做了各種編造。儒家思想關注的並非「自然」、「科學」，而是人和社會，是人類永恆的課題，在這些永恆的課題上儒家思想建立起了具有永恆價值的價值體系。


儒家的歷史

儒家思想產生的背景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併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是中國歷史上學術與言論的開明時代。


儒學的形成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複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


漢武帝獨尊儒術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漢初，當時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謂黃老道行無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的根本。鑒於秦朝苛政的覆滅，統治階層意識到仁政對於維持王朝穩定統治的必要性，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朝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發展
自漢以來至今，儒家思想在絕大部分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 漢朝以後，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時發展為程朱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經明朝王陽明又發展為心學。後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相當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民國以後，儒家從思想到形式的系統體系在民間和官方的存在轉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在中國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致使人們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對儒家思想也發生了各種爭論；其中學衡派的學人對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儘管政府當局曾經帶頭「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國人價值觀中的主流地位並不可能去除，並因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其影響至今，但改革開放以後儒學重新受到部分人重視，當今亦有所謂新儒家。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BE%B7

獨尊儒術的文化
　　西漢中期，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貶抑其他各派學說，自此，中國傳統社會在千百年來，都以儒家思想作為主流的思想文化，它成為官府選賢任官的標準，它的價值觀也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認同。

屹立不倒的儒家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在文化上的統治地位，曾先後受法家(秦漢時期)、道家或道教(魏晉南北朝時期)及佛教(唐代)的挑戰，但儒家思想仍然屹立不倒。無論人們用「陽儒陰法」、「儒道互補」，或用「三教(儒、道、佛)並立」來指稱中國文化，大抵都少不了一個「儒」字。即使到了近代，「五四運動」對儒家思想大加批評，但無可否認，儒家對於現代中國社會仍有巨大深遠的影響。

一. 前言

儒家傳統在中國的奠立，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一直以來儒家文化在傳統中國社會居於主導的地位 , 其影響既深且遠。總的而言，儒家傳統文化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有三方面：首先 , 是讀書人或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地位受到尊崇。換言之，“士人社會”是儒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第二，儒家所建立道德體系和倫理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宗族、家庭維繫的紐帶和生活的準則，尤其是家庭倫理更是社會運作及政治秩序的根本基石。第三 , 儒家重視人格尊嚴 , 對生命和氣節同樣重視，而不以權勢利慾為依歸。以上幾點可以說是最能表現儒家精神者 , 至於儒家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其他千絲萬縷的關係 , 歷年來有許多學者的論述與剖析，難以勝數 , 在這裏不詳細討論。

上述三點—士人社會、家庭倫理、人格尊嚴—構成了儒家傳統的精粹。 然而，此一傳統在本世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斲傷、破壞，甚至有“儒家已死”的議論和歎息。正如李文孫(Joseph Levenson)所著書《儒教中國的現代命運》所揭示的 , 從本世紀初開始 , 儒家文化已經走向衰落 , 注定其悲劇性的命運。 [2]

基於上面所概括的儒家文化的三項特徵，本文要描述和分析的是儒家文化的“死而復生”的故事—一個從世紀初到世紀末儒學發展的故事。 由於五四時期的批孔斥儒，已是耳熟能詳之事，本文的重點只在於近二十年的儒學發展，並兼論在未來新世紀中儒學重光之可能性。



二. 觀象：死亡與復活

儒家在中國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經過太平軍興、西化運動、維新失敗之後，已經是大樹將傾、泰山將頹之時。雖經袁世凱與蔣介石以政治力量推波助瀾，稍延殘喘，但經過五四時代以陳獨秀、胡適之為首的左右夾擊，其文化活力已大受創傷，社會影響也大為減弱。梁(漱溟)、熊(十力)一脈，雖然一息尚存，但無復居社會上正統思想之地位矣。抗日戰爭激發民族氣節，錢(賓四)、唐(君毅)諸子把民族命運與傳統文化緊密扣連，而有《國史大綱》之微言大義及殖民地上“花果飄零”之悲鳴歎息。



甲. 二十多年前目睹的怪現象

1949年後中國大陸上對儒家文化的定位是負面的，視之為地主階級思想之代表，是封建社會的結晶。中共初期對傳統文化猶有一分為二的選擇性對待，但到了反右及文革時期，所有舊傳統都被一網打盡、一棍打垮。家庭倫理及人格尊嚴，皆在此段時期被肆意攻擊、破壞得體無完膚。在一片紅色的淹蓋下，宣告“儒家已死”，並非誇大其辭。

二十多年前，即是本世紀的七十年代，我曾經兩次回到中國大陸。一次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仍在大學期間，思想上帶著左傾色彩，投身於“中文法定運動”及“釣魚臺運動”中，心裏裝載著反殖、愛國的一點浪漫主義情懷。第二次在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美國讀研究院期間，雖然功課忙碌與經濟拮据，還是要多跑一遍祖國，為要看神州的江山多嬌。此行正值“批林批孔運動”風起雲湧之時。

這兩次之行，我當時的想法是：我看到了“新天新地”！舊傳統已經在新社會中消失，甚至死亡，如今的新中國是換了天、換了地、換了主人的“新世界”。

舊時傳統的士人社會，已經被工、農、兵的新社會所替代。在我印象至為深刻的，是看到三個從農村到城市來的小女孩，她們到廣州市人民飯店探望親人，被管理員問到長大後的志願時，不約而同地齊聲說：“我們要在農村裏做個為人民服務的好農民。”這種神采、這種回應，在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心裏起了極大的震盪和共鳴。

我相信五十年代初不少的海外知識分子回國時，帶著同樣的理想和激情：建設新天新地。沒想到“士人社會”被“工農兵社會”取代之後，兩個社會中成員的身份是被定性和不能轉換的。知識分子與“士人”在五十年代末期開始就成為攻擊的對象、階級的敵人，是“臭老九”，是社會低層的低層人，與傳統社會中“士人”的地位正好相反。毛澤東說過：“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最無知的。”對大陸社會有深刻認識的千家駒認為：毛的思想深處有一種痛恨，至少是厭惡知識分子的情結。入主北京後，這情結反映得尤為突出，而至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把這一情結推到頂峰。名記者陸鏗則認為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遠遠超過焚書坑儒的秦始皇。 [3]

有關知識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在中國的悲慘命運遭遇，雖是大眾週知，但每個人被整肅和被侮辱的故事，讀之還是令人髮指的。近兩年來一些年邁的知識分子如季羨林、周一良、何茲全等陸續出版回憶錄，其中對這段時期毛澤東及工農兵社會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都有深刻的描繪。 [4]

至於儒家傳統所重視的家庭倫理，也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新社會中蕩然無存。社會網絡不再是靠著血緣和親愛去建立和推延，而是由政治決定和由黨控制的工具。“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及共產黨大”。在政治掛帥下而產生的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所在多見。到了文革時期，長幼之序、家庭之情、朋友之義，這些傳統的倫理，都像完全消失了。根據周一良自述，他受到紅衛兵的壓力，要他指控他的二妹和妹夫是美國特務，也要他提供“材料”對付從哈佛大學回國的友人吳于廑。 [5]

這是人性扭曲的年代，社會經歷巨變，人性也經歷巨變。作家張寧說：“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變的人很少。” [6]

七十年代我兩次訪問中國大陸，只看見表面的新社會和新氣象，卻沒有看到那個與傳統社會相逆轉後的扭曲面和黑暗面。



乙. 十多年來追蹤觀察的新現象

“批林批孔”運動之後，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隨著改革開放，大陸上開始了思想解禁，對西方思想及傳統文化的反思、學習和研究， 都陸續興起，蔚成熱潮。 在傳統文化方面，最吸引我興趣的是“儒學熱”—孔子學說的“復活”。進入八十年代，中國以整個東亞的經濟、政治局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儒學的命運也如“浴火鳳凰”，獲得再生。 自八十年代初以來，我多次從新加坡、美國及香港返回大陸去訪問、開會，也到過臺北、日本，大部份為了追蹤和觀察這個儒學復興的現象。東亞對儒家文化的重視，我已有專文論及， 於此不贅。 [7] 以下只述中國大陸上之“儒學熱”。

1978年8月龐樸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評價〉一文，掀起了大陸上重評儒學的序幕。從1978年到1989年，儒學研究和傳統文化的討論又再在中國蓬勃發展。這種現象剛剛發生在“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過幾年，也可算是一個怪現象。以下從三個方面觀察這個由七十年代末期興起的“儒學熱”。



一. 會議

1978年10月21日至30日山東大學以“孔子和儒學的評價問題”為主題召開了《文科理論討論會》，可以說是大陸上一連串儒學學術會議之始。參加者有龐樸、楊向奎、鍾肇鵬、張恆濤、樓宇烈、孫思白和蔡尚思等人。這是重新評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首次大型會議，不少與會者仍沿以往習慣，套用階級鬥爭觀念，大談孔子的階級立場，以及孔子和封建主義的關係等等；不過已經有許多學者認為“不應全盤否定孔子，對孔子必須一分為二。” [8]

1980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第二次的儒學會議在山東曲阜孔子故里舉行，由曲阜師範學院(現為曲阜師範大學)主持，與會者超過百人。會議中有人提出了成立“中國孔子基金會”的建議。

1983年4月21日至25日，第三次孔子討論會仍在曲阜舉行，參加人數又有增加，來自全國各省，包括北京大學的張岱年及南京大學的匡亞明，皆大陸上的國學宗師和儒學權威。張岱年在會議中指出：“尊孔”和“反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應對孔子思想重新用馬列主義和科學方法加以研究。會中也討論到儒學對東亞各國及世界文化的貢獻。

翌年，即1984年，是孔子誕辰2535週年，九月在曲阜又舉行了會議，並為孔子像揭幕，並且正式成立“中國孔子基會”，會長匡亞明。這個基金的成立，表示中國大陸上全國性有組織地研究孔子和推行儒學的中心已形成。

1985年6月在北京又召開了另一次大型會議，主辦者是新成立的中華孔子研究所，由張岱年領導，主幹人員多是北京地區各大學的教授如湯一介、劉鄂培、羊滌生等，和半官方的中國孔子基金會分庭抗禮。

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由中國孔子基金會與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聯合於曲阜舉辦了首次國際性的大型儒學會議，參加者除了來自大陸各地的史百名學者外，還有歐洲、美國、澳洲、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數十名國外學者。會上中國副總理谷牧及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分別致辭，標志著儒學研究已經是一項國際性的合作和互動。

1989年孔子誕辰2540週年，為紀念孔子而召開的儒學會議特別多，單在北京和曲阜兩地，就有三個大型會議，分別由孔子基金會和中華孔子學會(前身是中華孔子研究所，1988年改組)主辦，而且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支持。

這一串的學術會議，把儒學研究的熱潮推向高峰，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熱潮才稍為平復下來。不過，九十年代它有繼續在“新國學”的旗幟下蓬勃發展，直至近一兩年才沒有那麼燙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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