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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被視為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與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佔有同樣的地位。造紙術的起源問題不僅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重大意義，也備受世界人民的矚目。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存在“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的傳統說法，直至今天，中國的教科書也這樣告訴學生。這種觀點的主要根據，來源於重要史書《後漢書》的明確記錄：“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西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基於《後漢書》在當時和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和地位，後人認定是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
由於新的考古發現，“蔡倫造紙”的傳統說法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亞洲許多的紙張史專家中都引起了爭論。
1957年，陜西出土了灞橋紙，1974年，甘肅居延金關漢代亭燧故址出土了金關紙，1978年，陜西扶風中顏村西漢窯藏出土了中顏紙，經過考古專家的考證和斷代，證實這些紙是西漢初期到晚期的，年代都比東漢早，因此一派學者開始對“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觀點提出異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指出：早在蔡倫之前的西漢時期中國就有紙，蔡倫不應是造紙術的發明人，中國造紙的歷史起碼要向前推進兩三個世紀。
然而，另一派專家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雖然在西漢時期中國已造出了植物纖維紙，但紙質較粗糙，結構也比較鬆散，不能算做真正意義上的紙。而蔡倫對造紙術進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紙的品質和產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為今天中國人引以為豪的紙。因此，部分專家指出，蔡倫對紙向中國、向世界的推廣普及作出了重大貢獻，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紙的人，卻可以算做“造紙術”的發明人。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再次發現了西漢時期的放馬灘紙。與以往考古發現不同的是，這次出土的古紙品質較好，紙面平整光滑，質地薄而軟，上面還有用細墨線繪製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圖形。經專家考證，這張古紙的“生日”是西漢早期，比東漢蔡倫造紙的歷史早了300多年。這張目前為止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天水放馬灘紙，當時成為中國在西漢早期就有優秀紙張的惟一物證，“蔡倫之前的紙不是紙”的觀點受到了衝擊。
近日，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的考古研究又有重大發現，甘肅省考古所研究員何雙全驚喜地告訴記者，這個遺址出土了460餘件麻類植物造成的古紙，成為目前我國考古發掘中發現古紙最多的地方。根據同時出土的簡牘和地層分析，這些古紙的年代從西漢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東漢初到西晉都有，其中大多數是西漢時期的，有10件還寫有文字，品質較好。古紙的顏色和質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黃色厚等8種。從殘留在紙面上的殘渣看，這些古紙主要用麻織物和很細的絲織物製作，用於書寫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何雙全說，這些古紙的發現不但為中國研究紙的歷史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實證，也有力地印證了蔡倫不是造紙術的發明人這一觀點。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紙發明後，不但改變了“簡重而帛貴”的現狀，而且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所以造紙術發明家蔡倫一直受到中外人民的崇敬和愛戴。近幾十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先後在一些西漢遺址和墓葬中發現了若干紙狀殘片，引起人們的關注：難道真是早在蔡倫之前約200年就有了紙？造紙術還是不是蔡倫發明的？新發掘的紙狀物到底是什麽？最近，專家學者聚集蔡倫故鄉湖南耒陽，召開2001年中國（耒陽）蔡倫學術研討會，共同探討有關問題。
考古發現帶來的異議
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學的發展日新月異，其中對古代紙張的發掘與鑒定引起了舉世關注。
如1957年，在西安市東郊的灞橋古墓中出土的“灞橋紙”。其後，1973年在甘肅居延漢代金關遺址發現的“居延紙”；1978年在陝西扶風中顔村漢代窖藏中，分別出土的西漢時的“扶風紙”；1979年敦煌出土的“馬圈灣紙”；再後是1986年，在甘肅天水市附近的放馬灘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漢初年文、景二帝時期（西元前179－西元前141）的放馬灘“紙地圖”。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漢郵驛遺址中發掘出了多張麻紙，其中3張紙上還書寫有文字。
這些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現，使考古界、造紙界和歷史學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一些人對新材料不予承認，而另一些人認爲早在西漢初期，我國已發明了造紙術，而且當時造出的紙已經可以用於書寫文字和繪圖，這比蔡倫早了兩三百年。並由此推斷：蔡倫是造紙術的改造者，而不是發明者。蔡倫只是擴大了造紙原料的來源，把樹皮、破布、麻頭和魚網這些廢棄物品都充分利用起來，降低了紙的成本，尤其是用樹皮做原漿紙的先聲，爲造紙業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