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我城》20點!!快!!!

《我城》整部小說寫城市，更寫觀看城市的方法，有一段寫當時不入英籍而持身份證明書（CI）者到外國旅遊的困難，持CI者被查詢國籍時支吾以對，發現自己原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這段情節一方面有現實所指，另方面小說創造性地提出「城籍」這概念，也為沒有「國籍」的七十年代香港人，在否定中重新尋索身份認同的可能，當中對本土意識的尋索和反思，實與劉以鬯《對倒》和也斯《剪紙》，三部寫於七十年代的小說具同等意義，與香港文學的城市書寫一脈相承又有更多變化，結合之前的各種文本，不難看到一種文化想像的形成。

　　《我城》的城市經驗固然與其他文本相涉，即使在西西個人的寫作歷程上，也可追溯至寫於六十年代的《東城故事》，小說透過當時年青一輩卡謬和卡夫卡幾近氾濫的語言裡，反覆質疑現實世界的真實性，一個個存在主義式的設問，看似虛無和個人化，實質指向「香港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樣的思考。《我城》用年輕人的角度模擬七十年代現實中的新事物，近乎陌生化的手法指向對所見事物的重新思考，有如《東城故事》的語言，背後是一種不相信或不滿於既定說法的態度，指向對香港七十年代種種既定觀念的批評，正有感於舊有的語言和方法，如寫實主義反映現實的方式，無法有效表達複雜的現實，故另行建立新語言和新的觀察城市外在現實的方法。

　　《我城》本以專欄形式，七五年間逐日連載於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七九年由素葉出版社首次出版單行本。一如《對倒》和《剪紙》，《我城》也提及不少七十年代的時事，如保釣示威、能源危機和夏令時間，寫年輕一代的生活和「他們的城」，但不直接「反映現實」地寫，也不賣弄特定歷史事件和個人經驗，如果說《我城》表現出一種本土精神，它的價值也在於處理本土題材的態度：本土並不等於加入本土地理名詞景觀，而是站在對等的角度，關注社區和民眾過去和今日的各種情況，也透過文學性的具想像的語言建立思考和批評的方法和空間，最終要建立的不是排外和自我膨脹，而是人文關懷。

　　《我城》基本上可由任何一節讀起，不同組合具不同意義，其中一節寫九廣鐵路總站由尖沙咀遷到紅磡之前，紅磡社區的今昔變遷，特別細寫運載先人遺體到新界土葬的車卡，從紅磡車站出發時，車門掛上一個寫著「有」字的牌，表示車卡上有棺木，該段結束時，作者寫城市許多舊事物，如舊火車頭、郵政局等亦逐一被放入掛上寫著「有」字的車卡。面對消逝的事物，小說沒有使用感傷字眼，但在同時望向過去和目前的歷史視野中，自然流動出一種今昔比較和集體抒情的觀念，如電影呈現具像，不說明或造情，卻用不同的「有」，到最後安排出抒情的聲音，同時為城市較暫的今明和較遠的歷史，帶動文學性的思考。這組故事若與前述「城籍」一組並讀，沒有國籍不完全是悲歎，反而成為重新追認身份的動力，「國籍」與「城籍」不是二分的對立關係，應是如同寫著「有」字的車卡，作為觀念流動的媒介，由此或可見七十年代的本土性，也是在認清了「無」之後，重新建立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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