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麽明冶維新能令日本富強?

　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是谁？答案是，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

　　自公元七世纪中叶“大化改新”始，日本学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民族、思想等层面，对中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及至二十世纪初，日本的中国学领域大师辈出，成就斐然，不仅更进一步提升了认识中国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抗衡乃至超越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史的成绩。其人其学，限于篇幅，不能尽举，然引用几句陈寅恪的诗，或见大概。陈氏《王观堂先生挽词》（1927年）云：“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王国维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在海外汉学界亦享盛誉，因此，为了表明他的突出地位，陈氏要替他数一数“旧游”。神州以内，学问堪与王国维比肩者，为“海日尚书”沈曾植；“瀛渤”之外，则有法国的“伯（希和）、沙（畹）”两位大师，以及日本的藤田丰八、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陈寅恪认为他在三人中学问最优）。在六个“通人”中，日人居半，那么，日本的中国学水平如何高明，吾人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当时另有一位大学者——章炳麟，却对日本人的学问毫不服气。他指名道姓，称日本学者——几乎包括所有最重要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为“东方散儒”、“海外腐生”，所谓治学，不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无不堕入“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的下乘。中国学者倘若不辨是非，“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引之为驰声誉”，那真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1910年，与罗振玉书，收入《太炎文录》）。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做出如此激烈的批评，自然引起日本学界的轰动，1911年8月，内藤湖南在广岛演讲，对章氏的批评作出公开回应：“（章炳麟）指名道姓地破口大骂，确实令人异常吃惊”；但是，吃了一惊之后，他却不愿针锋相对反驳章氏的观点，而是说：

　　“仔细考虑章氏之言，也觉得有一定道理。支那人莫名其妙地称赞日本人往往为的是期待获得珍藏在日本的书籍。而且日本已经逐渐强大，说奉承的话近来已形成习惯，我们到了支那也不断受到优待和赞赏。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这位直言不讳的先生则是相当有意思的。我想不仅仅是支那学领域，就是西洋学问，从明冶维新以来日本又有多少进步呢。如果让西洋学者来做个评判，说不定他们也会像章炳麟那样说出一些有趣的坏话呢”（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

　　这番话说得很明白，毋庸解说。内藤氏在日本学界极具权威，很有号召力，他既然定下了反躬自省的调子，必然影响到同仁，以后只管埋头做事，不发空论。于是，章氏“有趣的坏话”反而启发激励了日本学者；于是，十八年后，陈寅恪为北大毕业生题诗赠别，怒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于是，七十年后，中国学界仍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而愤愤不平——尽管来华讲学的藤枝晃一再声明这句话不是他说的，另有人证表明此语出诸南开大学某教授之口（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当然，近时中日学界的境况已非昔比，至少，“中国已经可以说是世界敦煌学的一个中心了”（荣新江语）。然而，即算在未来，中国学者能在国史研究领域全面领先日本学者，终不能也无必要回避日本汉学家曾经取得的成绩。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十大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2005年，该局又出版了《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即可视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之对日政策在文化事业上的落实。

　　这两套书，前者偏重于学术研究，后者更注意学术与趣味的平衡，鄙意其中尤以桑原骘藏、青木正儿、小川环树、佐竹靖彦四种为最。至于南方熊楠之书，题为《纵谈十二生肖》，看似有味，实则伤于驳杂，时或牵强附会，不读可也；盖东邻学术虽有独到之处，毕竟也不全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狠角色。自傲自大，不屑一顾，自是不对，然佣耳赁目，毫无定见的低首下心，亦不可取。

日本根本就廢
係d垃圾國家廢
要dump落垃圾回收筒
中國萬歲啊
日本拍馬都追唔上我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