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孫中山

1912年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據後來的研究者們研究說，這完全是出於中山先生的自覺自願，因為中山先生心悅誠服地認為，袁世凱比他更有權威和資格來治理當時的中國。這種“自願”之說，當然凸顯了中山先生作為一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高風亮節，但現在的我們認真計較起來，卻不難感受到它並不真能令人信服，親手導演了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一次次起義鬥爭的革命黨人，真的甘於在建設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家的緊要關頭，放棄手中的權力和應負的責任，而將政權拱手交給一個無任何信用可言的舊官僚？他們真的對由自己來親自建設一個新國家毫無信心，就不怕國家重又陷入傳統的獨裁專制魔掌？何況，在1911年底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途中，作為革命者的孫中山就曾經指出：“袁世凱是個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國的大任托付給他，是靠不住的。我們革命黨，應該有勇氣、有決心率領南方起義將士，繼續戰鬥，趁此全國人心傾向革命的時候，必然勝利可期，此時多費些力氣，掃除障礙，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家，將是事半功倍的。”而在南北議和這個問題上，孫中山也曾堅定地表示：“革命目的不達，無和議可言。”這表明孫中山對袁世凱，並不是相信的，但後來他將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卻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對此又該如何解釋呢？我們大概應該作出這樣的假設：許或孫中山先生的讓位選擇，也是出於無奈和有苦難言吧？！下面我就此問題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責他們“軟弱”，把政權輕易地讓給了袁世凱。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須審時度勢。南北議和，讓權於袁世凱，是基於以下形勢的無可奈何的選擇：

首先，軍事力量對比十分不利於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控制著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於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新軍總數為24萬1千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面，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於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於對方。用當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協助孫中山綜理全局的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南京軍隊隸編於陸軍部者，號稱十七師，然惟粵、浙兩軍有戰鬥力。粵軍不滿萬人……浙軍將軍，則素反對克強(時任陸軍部長兼參謀總長的黃興--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烏合，不能應敵。”

其次，經濟力量對比懸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於支撐的邊緣。雙方在財政上都困難重重，但袁世凱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後畢竟仍牢牢控制著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征稅系統沒有打亂，軍費比較充足。於是，除了維持正常運作外，袁世凱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兩白銀收買清帝國的王公大臣和革命黨人。與此同時，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卻為維持臨時政府所必需的經費在國內外頻頻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談話中坦率地承認：“倘近數日內，無足夠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面臨瓦解之命運……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 欲以招商局為擔保，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於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後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當時各省雖然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但起義軍、民團等急劇增加，支出浩繁，自顧不暇，不但無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撥款。再加上關稅收入被列強在“中立”的 名義下凍結，臨時政府在經濟上顯然已走進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驅除韃虜”成了同盟會政綱的頭一條。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後頒發《遜位詔》，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 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袁世凱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 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先生並沒有急於回國。考慮到籌餉問題，他到各國游說，希望給以支持。但待他回國時，西方各國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實。這樣孫先生是兩手空空回國，一個大洋也沒有要到。袁世凱出山南下之初，英國公使朱爾典就認為；“袁此行形質大雖系軍方，其實乃調和此事。以彼之聲望，或能設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亂民之要求滿意。”又說：“欲選一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更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孫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強承認，且以承認不平等條約為先，但仍遭到無理拒絕。日本和俄國政府密謀帶動各國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它們提出“只要日俄兩國能顯示出強硬態度，對中國共和政府不子承認，其他列強亦不會急於承認．”它們還攻擊孫中山“不知軍事”，實行“獨裁和寡頭政治”。另一方面．列強繼續承認和支持袁世凱支撐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領袖”。“現時孫之勁敵為袁，於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後之勝利，以底定中國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強表示，只有在袁世凱解決“南北爭端”後，才可能承認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脅迫革命黨人把園家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以換取列強對中國共和政體的承認。

對於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我們不能簡單的把它認為是孫中山的高風亮節，或者是一相情願。辛亥革命後就任南京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所面臨的實是一個舊勢力未根本消除、新力量未取得支配性地位的險局，廣大的中國北方仍處於舊官僚實力派的掌握就不說了，南方以南京為中心的臨時政府，也基本是前清名流和官僚政客立憲派的天下，突出說明這一景觀的事實是：在當時的政府班子成員中，各部部長中只有黃興、王寵惠、蔡元培是同盟會黨人，而其余的都是前清名流和官僚政客立憲派。更糟糕的是，就連革命黨內部，真正贊成民主共和憲政的，也為數極少，黃興、章太炎、汪精衛這些革命黨人、孫中山的“同志”，也都把革命僅僅局限於推翻滿清王朝，而對建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新中國，建立起有別於傳統皇權與官僚等級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根本沒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備。大致來說，當時革命黨人對中國前途命運的看法，可分成三類：一類是僅有單純的民族主義思想，目標只限於推翻滿清，至於推翻清朝之後，是建立“民國”，還是由漢人搞“帝制”，並不十分在意。持這種思想的人占了同盟會的大多數，章太炎、陶成章、前期的黃興都是其代表人物。另一類是想把清朝推翻後，按照歐美政治制度搞所謂共和仁政，把中國社會推向資本主義，宋教仁、胡漢民、胡毅生、鄒魯、謝良牧、戴季陶等是其代表。最後一類想通過資產階級共和政體形式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這類人廖廖無幾，除制定這個政治方案的孫中山外，還有廖仲愷、朱執信等少數人。從革命思想的三種分化，可以很容易看出來，當時人們對於革命的理解是多麼偏狹，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革命理想，除民族主義得到廣泛認同外，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同，而這三類不同政治派別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之所以能夠統一在一起，乃是因為他們有著反清的共同目標。但從辛亥武昌起義後，隨著滿清政府敗局已定，革命者之間的政見分化，便立即凸顯了出來，以黃興、章太炎、汪精衛為代表的功成身退派，竭力宣揚“滅滿虜目的已達，不管什麼人，只要漢人掌權就行”，極力主張讓袁世凱出來“收拾時局”，並向他表示“拱手聽命”，章太炎甚至一度成為袁世凱手下一名政客，專與同盟會作對，這樣的一種思潮，在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的政治思想中，所占的競是主導性的地位。

孫中山先生也認為：“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佐科學之偏。”

孫中山先生一生十分重視植樹造林。中國每年3月12日作為植樹節還有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意義。

中山思想與今日中國之命運 湯本 1999.5.28

以英語發表的演講 「我的革命思想來自殖民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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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名中山市）翠亨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孫中山幼名帝象，讀書時取名文，號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號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則常以中山為名。
孫中山幼年時愛听老人講述太平天國的故事，少年時代在美國屬地檀香山先后就讀于英美教會所辦的意奧蘭尼學校和奧阿厚書院。1883－1886年，孫中山繼續求學于香港拔萃書室、域多利書院。畢業后，他先進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學堂學習，后來轉入香港西醫書院（這所學校后來并入香港大學〕學醫。在校期間，他不但努力攻讀醫學，而且還廣泛研讀了西方國家的政治、歷史、軍事、科學書籍，并結識了不少有志革命的青年朋友。

1892年 7月，孫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績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曾先后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他的醫術精明，而且對貧窮病人免費治療，因此，行醫“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

1892年 7月，孫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績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曾先后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他的醫術精明，而且對貧窮病人免費治療，因此，行醫“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

1894年 6月，孫中山到天津上書李鴻章，要求改革時政，被置之不理。同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在戰爭中接連失敗，孫中山進一步認清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愈發堅定了救國的信念。遂赴檀香山，在華僑中宣傳革命。這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复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次年1月，孫中山回到香港，成立了香港興中會，准備在廣州發動起義，因事泄而失敗，被迫逃亡海外。清政府將他作為重要國事犯到處懸重賞通緝。此后他在海外16年，先后 5次環游世界，在華僑中廣泛宣傳革命，建立革命組織。

1896年10月，孫中山在英國倫敦被清政府使館誘捕后經他的老師英國人康德黎營救脫險。1905年 8月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党－－“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孫中山被一致推舉為總理。在同盟會机關報《民報》的發刊詞里，孫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党人，積极發動武裝起義。孫中山直接領導的起義有1907年5月的黃岡起義、6月的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0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2月的欽州起義、4月的河口起義，1910年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以及1911年4月27日（陰歷3月29日）的黃花岡起義，加上1895年的廣州起義和1900年的惠州起義，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共領導了10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失敗，卻喚醒了中國人民，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孫中山在美國聞訊，立即在歐美各國開展外交活動，爭取各國的支持，并于同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29日，在南京舉行的17省代表會議上，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到南京宣誓就職，建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成了臨時參議院，公布了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于立憲派和其他舊勢力對袁世凱的支持以及革命党人的妥協態度，孫中山被迫于1912年2月13日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并荐袁世凱以自代。3月8日袁世凱在北京就職。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職。

袁世凱上台后，逐步實現其變共和為專制的陰謀。1913年3月20日，他派 人在上海暗殺了國民党代理理事長宋教仁；4月，又非法簽訂善后大借款，准 備發動內戰，消滅南方革命力量。孫中山看清了袁世凱的真面目，發動了二 次革命，江西、南京、上海、四川等地先后起兵討袁，但因國民党內部渙散， 在袁軍的進攻下，不到兩個月先后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被迫逃亡日本。1914年7月，他在東京成立中華 革命党，被推舉為總理，繼續領導反袁斗爭。

1915年10月25日，孫中山与宋慶齡在東京結婚。同年12月，袁世凱不顧全 國人民的反對，公然稱帝。12月25日，愛國將領蔡鍔首先在云南舉起了討袁護 國的旗幟，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被迫取消了帝制，在舉國人民的唾罵中一命 嗚呼。 袁世凱死后，中國仍處于各派軍閥割据混 戰的動亂局面。張勛复辟事件發生后，孫中山 立即舉起護法旗幟，號召國會議員南下護法。 1917年9月1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上， 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軍政府 成立后，滇、桂軍閥通過改組軍政府排擠孫中 山。1918年5月4日，孫中山向非常國會提出辭職，离粵赴滬。自此到1920年11月，孫中山在 上海完成了《孫文學說》、《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等箸述。 為了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1919年10 月，孫中山把中華革命党改組為中國國民党。此時，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 五四”運動已經爆發。1920年10月，在孫中山的督促下，陳炯明率粵軍攻克 廣州。11月，孫中山回到廣州，重新護法軍政府。1921年 5月，孫中山在廣 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成立正式政府。

1922年 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孫中山被迫离開廣州再赴上海，二次護法 運動又告失敗。此后，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党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 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初驅逐陳炯明后，孫中山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并派出“孫逸仙博 士代表團”訪問蘇聯，邀請蘇聯政治和軍事顧問到廣州幫助中國革命。1924年 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党綱、党章，重新解 釋了三民主義；同時創辦黃埔軍官學校，訓練革命武裝干部。同年10月在鎮壓 廣州商團叛亂后，應北京政府之邀，他扶病北上共商國事，終因積勞病劇，于次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