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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代史是史書的一種體例,與通史相對,指只記載一個朝代歷史的史書。在中國古代大部分的史書都是斷代史,斷代史史書被認為從班固的《漢書》開始。
通史與斷代史相對,指記述多個朝代歷史的史書,如《史記》《資治通鑒》等。
通史是相對於斷代史來說的,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以朝代的更替為起終的,通史是跨越朝代的。
通史:不間斷地記敘自古及今的歷史事件。
通史是以時間為主線,連貫地敘述各個時代的一種記史方式。
通史與斷代史相對,指記述多個朝代歷史的史書,如《史記》《資治通鑒》等
通史之作用,在於總結。舊式通史,所欲總結者不外兩端,一曰“理亂興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欲總總結者,則以社會形態、生活方式、經濟發展為要。漢代,甫自封建制一變而為郡縣制,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與前代截然不同,故須須要一部通史來作個總結。於是,司馬遷撰《史記》,作個總結。宋代,直接隋唐,遠紹秦漢,政治、經濟雖不脫中央集權制度(亦即郡縣制的自然發展)的矩范,但是,立法更完備,運作更縝密,發展更迅速,迥異於中古之中國,以故,錢穆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即開始了”。於是,司馬光撰《資治通鑒》,作個總結。民國肇造,標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萬萬人民其命維新,且不論新瓶舊酒、亂紫紫奪朱的遺憾,經驗教訓仍需總結,於是,數十年間,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於前代,其中佼佼者,則有鄧之誠、呂思勉、錢穆、張蔭麟麟、范文瀾諸人。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1922年,撰成《白話本國史》,是中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通史。
若依“常識”,則呂思勉撰著通史,應當在先秦、秦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諸種斷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開展。但是,我們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為斷),情形卻悖於“常識”:《白話本國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漢史》,1947年;《兩晉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斷代史沒做出來,卻先寫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寫出。那麼,以“常識”判斷,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邊?是又不然。顧頡剛對民國年間的通史著作多不許可,謂“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對呂撰通史卻青眼有加,贊曰:“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前後矛盾如此。然則,到底是顧氏的“常識”毫不可據,還是呂氏天資特出,不必遵循“常識”?這個是非,不可遽定,勉強要找個說法,則需簡介呂氏與“古史辨派”(以顧頡剛為代表)、“史料學派”(以傅斯年為代表)在治學上的異同,看能否理出一點頭緒。
顧頡剛說:“通史的寫作,非一個人的精力所能勝任,而中國歷史上需待考證的問題又太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斷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於某一個時代,作專門而精湛的考證論文,如是方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斷代史,也更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通史。”(《當代中國史學》)
猶有說者。通史雖名為通,撰述必出於作者之獨斷;斷代雖言其斷,考證仍賴乎史識之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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