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VS商業家

2005-09-09 11:44 pm

✔ 最佳答案

貳、家族主義之企業家活動（Entrepreneurial Familism）一、華人社會的家族體制(Family System)由父系血緣為中心而形成的『親族組織(lineage)』裡, 承擔著傳宗接代任務的複數男子各自分『房』繼嗣。而創業時需要各房將依據『均分制』所得的家產來以合資入股的方式, 或與親族, 朋友以合夥的形式興辦企業。就這樣形成了各種各樣"合股"或"合夥"的組織形式。『房』之經濟功能由此而出現, 成為家族企業籌措資金的源泉﹝8﹞。就一般而言, 發展中經濟, 欲創業時通常經常欠乏必要的生產要素, 同時也因市場不成熟, 故而創業之時所需的經營資源以及信息極為有限。得天獨厚者僅為少數, 因此若要籌措資金則先是家族成員繼而親友成為對象, 同時由於市場存在著不安定與危險因素, 而現有的正式制度又欠完善, 故而作為非正式制度的人際關係正可補其不足。戰前日本的財閥, 就是為適應不完善的市場經濟, 利用短缺有限的經營資源,從而把握經濟機會而形成的組織型態, 這是一種組織革新。華人的家族制度本身因其具有能彌補市場的不完全性這一缺陷的基點, 故而使企業家的能力得以充分發揮, 所以同樣是一種社會組織體制, 華人社會偏好合股(partnership), 雖然這是特別歷史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但卻是極為合理性的東西。合股是這樣的一種制度, 他建立在經濟上相對獨立的"房"的基礎之上, 通過房的聯合體而產生『相合』來形成"家業"這一基本單位。而後各房之間通過加強聯繫同時各自再與親友故交形成連橫合縱的人際關係網路(Network)而確立合股之群落﹝9﹞。就傳統中國社會而言, 構成社會生活的基本關係亦即家族關係, 這種關係是人之生命的開端亦是終結點。特別對那些海外華人來說由於深羅歷代王朝末期的戰火荼毒, 自然災害之苦, 再受官僚苛斂誅求之害, 地主高利磐剝之難, 為求生活安寧而入"僑居"之路。異國他鄉, 當然得不到國家保護, 為避天災人禍, 安居樂業對他們來說, 家族與鄉人的團結才是唯一的保障。客家人所建之"客家土樓"(數百乃至數千人之眾的同族人之居住形態之一)正是這種團結的象徵。眾所週知, 大凡中國人所到之處, 無不賴家族以修護身堡壘, 得以安寧度日, 家人親族之間一切都可以得到滿足, 那本身就是一個無所不容的整體, 從來堅若湯池, 固比城堡﹝10﹞。因此對華人來說, 家族是效忠的對象, 同時也是保證家族成員一體感的基本源泉, 增進家族的繁榮是每個人的願望。企業活動的源泉也正來自於此。無論如何, 華人企業一般都保持著家族企業這一特性。在那裡, 血緣性與傳統的父權統治始終是顛補不破的真理。同時華人企業的營利動機與保障家族昌盛的企業家動機極為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在所有與經營並未分離的狀況之下, 在充滿競爭力的創業者的企業那裡, 家產是企業的基礎, 家族的繁榮與事業的成攻是一致的。因此作為家長與經營者能自由地行使統治權, 將萬死不辭。再者, 在華人社會之中存在著與華人企業家的這種慾望相適應的社會觀, 以及令企業家成功的社會結構。當今世界是經濟地殼巨烈震動的時代, 而家族則是震源, 掌握著經濟變動的命脈。在這種激烈變動的時代之中, 家族主義培養又磨練著無以計數的企業家﹝11﹞。以下謹就產生家族企業的機制略作描述。二、產生企業家的機制〈1〉如果細緻分析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的話, 人們將注意到, 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 文化的各個領域是由家族制度所統治著的這種現象。人們不能不承認以下這種事實, 那就是在西風東漸的衝擊之下, 正是家族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特徵給了決定性影響。正如S. Greenhalgh所說80年代中葉的台灣經濟之中家族企業佔了97.4%的份額﹝12﹞。如前所述, 華人企業通過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形成"合股"制度, 以集資形態為創業之本。這種方式反映了漢民族社會的基本特徵, 那就是以集結不同來源的經營資源而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13﹞。正因為具有這種社會特徵, 在台灣民間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才成為可能。眾所皆知, 在經濟發展初期, 民間的小規模企業無法問津大規模的公營企業,被排除在資本集約型部門之外。這些小企業只能憑藉親友故朋通過非官方的金融(如前記之合股制等)手段, 籌集資金從事以出口為目的的輕工業。民間出口產業, 首由美國大規模零售業以及日本綜合商社之委託生產而得以振興。由此出口額激增, 產品也朝多樣化方向發展。據統計, 1972年百分之86.6的台灣企業, 靠訂單生產。原先只佔百分之10的民間工業生產總額到了70年代增至百分之80。而同期的國有企業的份額則由百分之80跌至百分之20。這可謂是一種奇蹟, 以民間出口為主導的工業化, 以無數的小企業為中心避開了政府的制約與指導, 獨立地開拓了海外市場。來自海外的生產訂單, 像聖誕節商品之類的規格品無論是訂貨還是生產都有很大的季節性。同時由於消費者的偏好與社會流行的變化, 更使市場本身充滿可變性。根據海外市場的這些特點, 中小企業經營者靈活應變, 建立了既富有彈性又高效率的供給體系, 由此獲得了更多的海外市場。由此供給者與海外市場之間形成了"螺旋狀的發展機構"。根據海外市場的特點所形成的台灣式的這種供給體系被研究家們稱為中小企業的"分工網絡", 至今仍引人注目並誘發出許多出色的理論研究成果﹝14﹞。這些研究表明, 構成分工網絡的生產單位之間存在著兩種交易關係。一是垂直交易關係, 那就是一企業向他企業購買資材, 讓其承擔一部分生產任務。再一是橫向交易, 那就是委託同行其他企業生產或加工同一產品。無論是垂直交易還是橫向交易都是依據外國企業或貿易商社的訂單, 通過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家庭工廠這種流程進行生產的。在分工網絡的末端是沒有特定操作場地的從事副業的一般人員, 這些副業一般從事夜工, 受副業總管支使。再者, 處於末端的企業一般總是某一生產流程的專業廠家。這種特定的生產流程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對應關係, 人們稱之為"事頭一頭家相互滋生"的關係。使這種關係成為可能的, 是由於在分工網路之中, 生產流程被分割成幾個相互獨立的部份, 而人們只需要用少量的資金就能在某一特定的生產單位之中使另立爐灶成為可能。在分工網絡之中處於下游的企業可以從上游的企業那兒, 處於最上游的企業可以從外國購物者那兒取得訂單, 進行生產, 從而節約了因要向消費者推銷商品而產生的廣告費以及為促銷而需要的銷售網絡費。由於出口部門以組合加工產業為中心, 這樣各生產流程就比較容易分割而獨立, 因而人們可以依據各流程上的技術, 資金等規模的經濟性需要進行分工, 從而促進分工體系的形成與完善。在這種條件之下, 希望獨立創業的人, 可以依據自己所擁有的資金, 技術能力, 通過權衡利弊考慮以何種方式加入分工網絡。當然作為的結果是促進分工網絡的發展。台灣經濟於1970年前後通過了所謂Arther Lewis之"轉換點"。此時台灣的勞動力進入短缺不足之階段。而分工網絡也是對付勞動力不足的手段之一。對華人社會而言, 作為小企業的經營者無法期待他人盡忠獻身, 故而只能令自己及家屬強化勞動。對從事副業的人來說, 他們不需要太高的技術水平就可以從事具有效率的工作, 從而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這實在具有誘惑力, 人們不需雇用更多的人, 只要在分工網絡的某一流程中當個老闆, 市場就會對他們予以回報。這種"回報"要比大企業組織的層階關係所給予的要更多些。無庸置疑, 與其使用那些缺乏工作欲望的他人, 不如依靠親朋故友。正是後者充滿獻身精神, 能夠即時交貨, 既能靈活地對付市場變動同時在技術上又能精益求精, 發揮創造性。甚而言之, 對於由需要最為恰當而產量最小, 同時又性質各異的不同生產流程來說, 與其將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統合在某一單一的企業組織之內, 不如分割成諸多獨立的生產單位, 更能有效地利用機構設備與技術人員。與此同時, 這也有利於泛用性強的基本技術的積累並由此誘發出新的產業的出現。通過以上方式台灣企業不但提高了生產效率, 而且在價格上更具競爭力, 並依據商品的差別化原理, 對海外需求的季節性變動, 短暫的商品壽命週期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需要強調的是, 促進台灣出口行業發展的, 是分工網絡與企業家誕生機制之間的良性循環這一關係。那就是由於在"生產要素分配網絡"與"分工網絡"的組合之過程中, 需要大批的中小企業的參與, 而這則為企業家的出現提供了大量的創業機會。無須贅言, 決定與其擴大企業規模, 不如保持著中小企業之型態而更具效率的華人所具有的特定社會結構, 以及源源不斷地提供企業家的人際網絡及分工網路這兩種因素正是這個社會的傳統, 文化的結晶。如前所述, 華人通過親族, 姻戚, 同鄉等人際關係, 尋找合作夥伴, 並由此籌集資金, 徵集信息以作創業之本。這是一種無所不包的人際網絡並且具有開放性的特點。它合縱連橫不斷擴大合股, 合夥之範圍從而形成具有"蜘蛛網式的合作關係"之特徵的, 極為複雜的企業網絡。這種企業網絡以複數的企業家共同出資以及兼任董事的方式, 或以複數個人之間的合夥形式構成了複合性網絡。通過這種複合性網絡, 資金與信息就朝向具有能力, 信用力強的人物那裡匯集。只要具有有效地籌集資金, 從事創業這種社會能力的人, 無論是誰都希望自己能經營一獲千金。自古以來, 如"科舉制度"那樣, 中國一直是開放性社會, 它允許人們進行各種嘗試, 令有心者得志。在當今產業社會之中, 人們與其充當大企業之管理者毋寧選擇當小企業經營者之路。以實現所謂"黑手變頭家"這種台灣式的成功之夢。據調查, 台灣人口每30人中就有一位"老闆", 可謂是"老闆"的天下﹝15﹞。70年代以來如上所述之家族企業, 即為微觀水平上的社會組織力量, 公然抵制政府的各種政策。當時政府為對付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競爭, 控制工資水平上漲的局面, 採取了降低家庭企業比重, 以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經濟政策。但是由於無法取得民間資金的協助, 這項政策以失敗告終。同時, 其他的像企業合併, 垂直統合, 研究開發投資以及培養大貿易商等諸項政策, 也由於企業家們偏愛非官方的人際關係而無法付諸實施。這樣, 由於國家權力對家族企業的影響力極為有限﹝16﹞, 因此促成了台灣中產階級的成長, 同時也加快了近幾年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如上所述, 華人之人際關係網絡的特點在於能有效地將社會上的閒散資金集中於效率高的企業進行運作, 因此對於有心人來說, 成功與否主要在於能否有效地形成人際關係的網絡。這種關係網絡人們稱之為"關係資本主義"﹝17﹞。在現代華人社會之中, 古稱"幫派""合股"之類的現代版本, 就如台灣的"關係企業"這種企業集團。這種企業集團就如以上所述, 是通過人際關係而形成的以家族統治為其特徵的企業群體。在那裡企業集團的各位首腦, 通過定期會議, 互通信息, 加強聯繫。他們雖然時常商討共同行動的計畫, 但不像日本的企業集團那樣一切都制度化。台灣的企業集團並非因高度組織化而蛻變為封閉的東西, 而是通過鬆散型的結合方式而形成的企業網絡。當今世界已非昔比, 那種以實現"規模的經濟性(economy of scale)"為目的大量生產, 生產多少賣多少的時代已經結束。取大平原的陣地戰而代之的是叢林灌木, 山坡丘陵之中的小型戰鬥。現代商場變化頻繁, 只有富有靈機應變之術的小型企業方能巧而適之, 暢通無阻, 且成本低廉,效率性高。同時小企業, 無論是產品壽命週期, 還是人工費都能根據需要及時予以調整, 而且通過人際網絡的交易, 其成本也更為低廉。據統計, 香港宏觀經濟的成長, 一直有賴於縮小企業規模而達成。從就業人數來看企業規模的話, 香港企業每家平均員工由1955年的55.2人降至1984年的18.4人。而同年貿易商社的平均人員僅為5.69人﹝18﹞。〈2〉香港經濟變動幅度較大, 為此根據商品市場的要求, 生產組織本身亦須不斷作出調整。能與歐美之龐大的階層式組織所具有的企業功能相媲美的, 在香港, 可以說是"呈星座之狀的企業群體(constellation of firms)"。這種企業的組織形態不像美國巨大企業那樣, 伴隨著企業的擴大, 生產流程以及由於垂直統合所賴以實現的企業功能(business function)的擴張結果, 而使企業的管理機構也隨之擴大。華人企業則不存在類似問題。例如, 現在設想有一家獨立的製造廠家像作為一家公司的生產部門, 或是一家生產材料製造廠像作為公司的資材購買部, 或一家海運商作為公司的運輸部門來運作經營。從歐美的觀點來看的話, 他們應屬於同一公司。而在華人那裡, 這幾個部門則將一家公司的幾種機能分身解體, 而使自己成為一家獨立的公司, 來完成本來應由一家大公司的各各組織部門來完成的經營機能。換句話說, 由諸多小企業之間藉信賴關係所形成的非正式網絡的, 這種組織型態能夠充分配備經營資源, 作內部調整及決策這些經營機能進行統籌安排, 從而作為向更大的組織存在形式那樣起作用。由眾多小企業構成的星座式的企業組織可以隨時根據不同產業, 不同技術上的要求, 調整各小企業的位置, 以實現最佳的運營安排。在這裡, 可以根據交易的重要性程度以及技術上的難易差別對星座的位置進行任何調整。在此星座系統之中, 企業本身不像巨大企業通過持續不斷的離心力作用(internal centrifual force), 而成為細胞分裂狀態, 即由大企業的企業機能內部化而形成巨大機構吸收, 正像歐美的大企業那樣。在這裡, 情況正好相反。由於大企業機能的分崩離析(externalization)不斷以放射線(radiation) 形式產生無以記數的小企業。由於無數的小企業根據平等互惠原則相互協作, 所以向市場提供的物質以及各種服務, 並非通過具有法律效果的契約形式, 而是通過非正式制度的人際關係而得以實現。各企業作為龐大的人際網絡之一個組成部份, 換言之, 由諸多小企業所構成的人際網絡, 來應付市場變動的運作過程之中, 並非依據法律這種正式制度, 反而重複著參與市場或從市場撤退之類的行為來不斷地產生小企業以對付市場的動態(dynamic forces)。另一方面, 亦如前所述, 由於不能期待在家長式權威主義統治下之華人家族企業中的一般從業人員會具有盡忠獻身精神, 因此華人企業不得不將其經營職能的一部份委託外部處理。但這種機能外部化(externalization)措施與日本不同。在日本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關係, 由所謂"下請制(Subcontracting System)"這種比較特殊的制度所制約。在這種制度之下大企業無法隨意更換零件製造廠, 而更具彈性的香港企業則不同。企業不但可以向外部委託生產大量的零部件, 而且還能向外部委託像維修, 會計, 雇工, 調查, 諮詢, 運輸, 食堂, 銷售之類的業務。由於對分工體制進行了新的調整並使之細分化, 所以香港開發出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看板制度(just in time system)"。這些由家族企業構成的人際網絡系統由於各具有與歐美大企業所具備的同樣功能, 因此能以小企業的結合體(Chinese Configuration)這種方式更有效地對付市場的各種變化﹝19﹞。由於這種不斷呈離散狀態(fission)的分子式小企業(constellation of firms)遍布市場, 因而能阻止壟斷市場的形成而向人們提供更多的創業機會(business chance)。華人的人際關係網絡正是始終能使產業保持活力, 故而成為企業家層出不窮的苗床(seed bed)。在香港市場之中, 隨著小企業的起浮沉落, 許多企業英雄亦自應運而生, 層出不窮﹝20﹞。如果老闆錯失良機, 或無法發揮技術優勢, 如果他無法滿足對方的改良商品, 降低成本的要求的話, 那麼做為雇員的我就取而代之。更有甚者, 像在地下經濟中以牟取暴利為目的的, 游擊隊式的資本主義黑社會老大的出現亦非怪事。中國人的商場有如南美灌木林, 無奇不有, 無怪不生(jungle-like atmosphere of Chinese business)﹝21﹞。而正是這種地方才需要不斷注入新鮮血液, 以使活力常存。以"家"為經濟競爭之基本單位的華人社會是不乏生氣的。那裡充滿著幾近殘酷的, 危險的競爭。而只有這種遍佈著危機的市場環境, 才令企業家為其魂傾魄奪, 樂此不疲。正是由於市場環境的由動而分的激烈變動, 才產生出第一流的商賈。香港真堪稱是供給企業家的坩堝﹝22﹞。總而言之, 正如熊彼德所言：在行使企業家功能的過程中, 失敗的人將由後起之秀取而代之, 為此市場方能在新的基點上得以運轉。對於那些後起之秀來說, 既使他們竭盡全力得以榮登資本家階級之室, 但他們的經濟地位則因無情的競爭, 而始終面臨著被淘汰的危險而顯得十分不安定。 "社會的上層部常是客滿不乏賢貴, 但這裡卻是頻繁更換來客的旅館"﹝23﹞, 這種歷史上現象在現在還在重演。但既使如此, 或者說正因為如此, 這幾年的香港才吸引著眾多燃燒著野心之火的日本職業女性。概而言之, 正是華人之企業組織體制中所在存著不斷分裂, 再不斷重新組合的這種現象才使企業組織體制常保活力, 防止退化。同時也因為這種現象減弱了官僚主義的惡性影響, 故而形成良性循環之鏈。應該強調的是, 在這種企業組織機制之中存在著微觀上的排污去舊之新陳代謝的活動, 是該企業機制的生命之泉。在這種條件下分解, 組合構成了體制的再生產的整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雖然犧牲著"規模的經濟性"但卻令小企業中原逐鹿, 不同凡響, 榮登主角室, 反而使其常有滿座之憂愁。三、小企業與市場機會由於呈分子狀之小企業的組織, 構成以及其存在型態(molecular organization, molecular structure, molecular system of co-ordination), 富有高度彈性, 因此能夠對商品製造及市場的變化做出敏捷反應。信奉自由放任式經濟的香港政府唯一可做的事, 就是建設工廠以低價出租場地。而此則一方面促進了以小企業為主的衣服, 假髮, 人造花, 玩具等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促進了香港式的"承包制"這種企業關係的形成, 從而導致出口產業的發展﹝24﹞。再就台灣而言, 發展初期的出口加工區促進了靴鞋, 網球拍, 塑膠等日用雜貨以及電子零件業的發展, 近來則使商品壽命週期短暫的個人電腦之類的資訊產業得以發展。這些都是國際上廣為人知的事實。這些成功有賴於適合特定領域的中小企業之產業特性。正是由於具有能鑿書世界史的經濟發展之波, 在席捲東亞洲各國之際, 能滿足先進國家市場需求的行業, 與華人家族企業所具備的組織特性這兩者之間, 通過兩相結合所產生的親和性, 為該地區帶來了求之不得的發展機遇。就此要言之, 華人經濟中市場機會使華人企業家永遠扮演著小企業性的競技, 這與日本的大企業主義恰恰相反。華人之企業家活動（Chinese entrepreneurship）一、熊彼得所論及的企業家概念﹝25﹞眾所周知, 熊彼得曾論及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活動, 他認為推動與維持著資本主義這部機器運轉的, 是企業家在其通過"新結合"的過程之中所表現出的創造力。他將這種"新結合"稱為革新, 並且重視由企業家所執行的"創造性"破壞活動。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經濟動力學理論的基本內容如下所示：首先, 市場先是處於一種均衡狀態, 構成市場的各種因素因都在同一水平上, 而使經濟活動保持著某種週而復始(Stationary Flow)的平穩狀態。而此時出現了具有實現"新結合"能力的企業家。由於他的行為, 市場的均衡受到破壞。所謂"新結合"亦即『生產因素的組合變更』, 具有非連續性發生的特點。這種"新結合"與常態下的經濟運作不同。而後者用他的話說不過是"將驛道馬車怎樣連結起來, 終無法續成鐵路"。馬車與鐵路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理之上的。 "新結合"之執行者正是熊彼得所說的"企業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當人們實現了"新結合"的時候才算是名符其實的"企業家"。而一旦當他將企業送入按常規運行的軌道之時, 他就喪失了作為企業家的資格。所謂"企業家", 是一種具有創造性機能的概念, 他與只是靜態地按常規運作企業的單純的管理者這一概念截然不同。進行"新結合", 是具有天賦之才者的所為, 故而熊彼得筆下的"企業家"僅為少數。在現代的大企業之中, 許多企業家是以班組的形式, 進行革新活動, 用以推動企業運營的。在歐美, 企業是由富有個性的企業家推動的, 而在日本則是以組織為中心組成經營管理者班組致力於改善而發揮競爭力的。因而特別是在當今資訊化的社會條件之下, 作為企業家, 應該具有能把握特定產業發展的基本趨勢的能力。他必須能夠親身力行, 感召他人, 引導人們共同發展。同時作為產業的指導者, 他更應該是把握時代, 首創新的資訊網絡的組織者(Networker)。因此熊彼得所說的企業家在當今世界, 可以說就是具有創造時代新潮流的能力的那些人。二、華人企業家的素質(entrepreneurial quality)在這裡, 我們認為具有商業能力的人才與具有使生產要素進行新結合的革新企業者一樣重要。與先進國家相比, 在市場發展比較落後的新興經濟, 也存在著時而均衡時而不均衡的這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因此這就需要對交易能起仲介作用的商人發揮他們的能力。商人之功能包含著許多因素。商業是這樣的一門技術, 他將技術與人, 人與人, 組織與組織, 甚而將文化與文化有機地結合在一塊。商業本身具有廣泛的功能。羅馬神話中的Mercury是商業, 發明, 競賽, 資訊諸神的使者, 而遍佈世界的唐人街之中則有關帝廟, 供著商業之神"關公"在市場交易之中起仲介作用的企業家之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不僅如此, 商人在社會的各種關係之中還起著創造時代潮流的中心作用。如果說日本人是"職工人"的話, 那麼中國人則是天生的"商人"。舉世之中若中國人之長於商才的民族尚未可見。所謂華僑商法在當今世界可謂備受矚目。商人在與消費者接觸的過程中, 始終捕捉著市場的呼吸。因此"他們了解市場, 敏於判斷市場機會"﹝26﹞。這個關於企業家特徵的描述, 有效地將善於開拓市場的企業家, 亦即通過人際關係網絡, 而令需求與供給實現新型組合的企業家之功能, 亦可包括在廣義的企業家概念之中。這正是華人企業家之本質性特徵。華人企業家或對信息具有有效的直覺能力, 或通過其特有的人際關係網絡而把握信息。這些都是華人企業家之所以然的基本特徵。三、華人企業家之活動方式（pattern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1〉在華人企業家中具有傳奇性色彩的, 有如新加坡的陳家庚, 香港的胡文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則當屬以香港為據點的上海紡織業資本家。他們為避共產黨統治, 而南下香港, 追求自由奔放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人與其受雇於人毋寧另闢江山, 盡管競爭殘酷, 終如創業之願。他們在同族同鄉的基礎上建立合股制度, 廣織人際關係之網, 從而擴大事業範圍。在企業管理之中堅持父權主義從而確立了家族主義的企業經營體系, 完成了家族繁榮的使命。這些特徵可謂是漢民族企業家的共同屬性, 從而形成了遍佈於世界各地華人創業的基本特色。時至戰後, 華人企業家的代表則非香港之李嘉誠莫屬。 1950年其首創塑膠假花而獲香港花之稱, 此花大舉進入歐美市場, 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出口產品。趁此成功之機李嘉誠繼而進軍房地產而成為一代天驕。與其齊名的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世界船王包玉剛, 此人亦是無人不知的偉大企業家。但最富首創性的企業主當屬"新世界"集團的創始者鄭裕彤。此人出身貧微, 從學徒工起家, 繼娶金舖周大福的女兒之後, 搖身成為老闆。且值大陸大躍進文革等動亂之際, 銀樓, 房地產一落千丈, 其不失時機, 大量購買, 一躍而登寶石王之座。這些例子都是敏於商機的華人企業家的真實寫照。"新世界"集團自70年代起著手開發尖東地區, 其建設項目包括住宅, 商店, 大廈以及賓館, 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新世界"的開發之王。另外與香港房地產之王"新鴻基""恆基兆業"齊名的還有"長江實業", 包玉剛的繼承者"會德豐"集團。這些集團將所有財產投入房地產以圖重建江山。像金融, 流通, 服務等行業一直都是華人企業家最為拿手的產業部門。再者, 通過與權貴聯手, 善捕商機的有印尼的林紹良, 及"金光集團"；以及泰國的"曼谷集團"(陳弼臣-陳有漢)等。而能有效地利用居住國的法律上的機微以及政治關係以建立自己的企業王國的則有郭鶴年,"雲頂", "豐隆"集團；以及新加坡的"華僑銀行""大華銀行"等金融集團。這些"企業王國"之偉大的建設者, 都是巧於捕捉商機充分展露華人企業家獨特素質的第一代代表者。與此同時, 在其他產業活躍著的華人亦不乏其人。他們利用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市場機會, 亦即利用政府的進口替代, 產業培養等政策, 與權貴或外資聯手向製造業領域發展。此時勞動密集性與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工業化浪潮雖由亞洲四小龍而波及東南亞, 但兩地之間在引進外國技術, 產業組織的構成以及通商貿易的類型等方面都具有共同特徵。這種共同性是, 就兩地的經濟資源的分布狀況, 經營資源的積累水平而言, 與其直接從歐美引進技術, 不如使用將這些技術消化過的日本技術, 即『二手(Second-Hand)技術』更為有效。因為這種方式更有利於產品生產。當然無庸置疑, 華人在製造業領域中所採取的企業管理體制依舊是傳統的家族體制。這種體制如前所述, 與在日本社會的傳統, 文化, 社會等條件下發展出的所謂"日本式經營"相比, 因缺乏獨特之處而相形見拙。華人從事製造業活動的基本方式是先從日本進口主要零部件及二手技術, 而後使用低廉的勞動力將其配套組裝, 再而推向美國市場。這就是為人所知的"三角循環"結構, 而使對日赤字, 對美黑字這種貿易型態成為固定的模式。華人企業家活動的另一特徵還表現在通過以香港為中心的華人人際關係網絡, 而展開華人企業家的協作活動這一點上。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通過香港這個貿易, 金融中心而於90年代期間展開的, 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活動。其中印尼的"三林"集團在香港設立"第一太平"公司展開對大陸投資。 "力寶"集團則通過香港或其他海外子公司籌集資金轉入大陸。而郭鶴年則是通過在香港的"嘉里集團"展開世界性的投資活動。在對大陸投資中, 首當其衝的當屬泰國"CP駝峰"集團。謝易初, 謝國民父子兩代創業者慧眼識寶, 因地制宜, 利用當地廉價的農產品以及勞動力展開以農牧產品為中心的加工業。該集團先是生產飼料, 而後由美國進口優良種「雉」以及飼養繁殖技術而成為家禽肉類之最大供應業商。此後該集團又進行各種農產品的品種改良, 生產銷售各種農藥, 化肥並著手發展水產業, 而確立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農畜牧業商(agri-business)之地位。繼此之後該集團又著手製造業, 石化貿易, 流通, 房地產, 通信事業, 所向之處無不披糜。該集團之對大陸投資與改革開放同步展開, 傾曩中之物而投之, 可謂轟轟烈烈, 其成功之因其一, 從海外引進最新而又能因地制宜的技術。其二, 在不同領域尋找最佳合作夥伴共同投資。其三, 集團整體具有統一戰略且組織具有靈活機動的特點, 因而能充分發揮創造性。 "駝峰‧正大"集團在中國的成功, 表明華人與大陸雙方的優勢得以有效結合之際, 得使雙方共享其成。另外, 香港的"長江實業"集團在與中國保持著良好關係的基礎上, 展開著規模最大, 同時又是最為成功的投資活動。特別是該集團麾下之"和記黃埔"與吳光正之"會德豐"麾下的"九龍倉"兩者所展開的, 對大陸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項目可謂規模最大。近來李嘉誠之次子李澤楷因設立"巨星影視""Cyber Port"等資訊通訊項目而一舉成名。而同樣畢業於美國史丹福大學的長子李澤鉅, 在家族企業則與其弟各領風騷。作為長兄, 其統率著集團向傳統的房地產進軍, 其弟則開拓高科技這一新領域, 代表著第二代華人企業家的李澤楷可以說是新型的企業家﹝27﹞。〈2〉此項將論及台灣企業家, 如第二節所述, 戰後台灣出身的企業家是在國營企業之外的空間, 得以自由而自主地展開活動的。他們一方面承擔著風險, 一方面尋求有利可圖的機會。他們以輕工業為起家之本, 結果在台灣譜寫下了一場以出口為主導的工業化巨篇。在這裡我們將就使資訊周邊設備產業成為台灣的代表性產業的發展過程, 做稍些分析以探討其特徵。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 一般同時推行進口替代與促進出口這兩種政策, 而在同一產業之間也存在著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生產部門, 和以出口為對象的生產部門的這一雙重結構。台灣的雙重構造表現在比如以家庭電器為例的話, 那麼大同, 聲寶, 東元電機, 台灣松下等就是生產以內需為中心的地方性廠家。而像台灣RCA等外資企業則是生產出口產品的廠家。這種產業結構一直維持到80年代中葉。可是8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出現了一批以出口生產為中心的地方性創業型廠家, 而將台灣的電子產業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而改變了原有產業的雙重結構之陳舊格局。雖然, 像大同, 聲寶之類的企業能夠生產應用面較廣的各種產品。但與日本, 韓國財閥麾下的廠家相比而言, 台灣廠家則因要滿足國內狹小的市場而令企業規模一般偏小。打破這種格局並克服雙重產業構造的是新型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的特點在於以本地資本為主, 而利用OEM生產亦即出口產品比例較高這一點上。由於產品面對的是海外廣闊的市場, 因而可以迴避以國內市場為主而產生的效率性低下這個問題。而且通過OEM生產, 企業在產品開發技術上可有更多積累, 同時又能保持更多的技術上的自主性。再者, 如前所述, 本地企業還具有能有效對付市場之大幅度變動的生產體系, 故而具備新的特點。本地企業的其他特點還表現在人才豐富這一點上。廣為人知的是, 台灣的高學歷化。而且在大學生總數中過半是理工科, 電子工學科出身的人才。這些人先是求職於新興企業的研究開發部門, 而後再拓創業之路。像電子計算機的金寶電子, 電話機的濟業電子, 西陵電子以及宏碁電腦和英業達等企業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像金寶電子不僅生產委託產品, 同時還與作為顧客的先進國家的廠家共同開發產品, 或自行開發名牌, 自行販賣而進入ODM生產之新階段。導致上述變化的, 究其因有如下幾點。第一, 到了80年代後期, 台幣升值, 低廉的勞動力不復存在。第二, 進口自由化而出口促進政策卻進入失效期等經濟條件的變化。在這種條件下, 以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紛紛撤離台灣, 而島內市場卻倍受進口貨侵食。由此家電產業隨之衰退。大同, 聲寶, 東元電機等廠家則將生產比重移向資訊產業。本來這些企業在生產家電產品的過程中就積累了大量知識與技術, 同時又具備設計能力, 因此獨立自主地開發了監測器這樣出口產品。這就是本地企業能向資訊機器發展的基本原因。造成台灣資訊產業得以發展的具體原因表現為：在離職率比較高的台灣, 要進行如VTR這一類需要精密加工技術的產品開發比較困難。相比之下資訊產品需要的只是具備設計能力就行。只要具備將在先進國家開發的基礎上進行改良的能力就於是足補。而且這種技術一般來說是與技術人員個人一體化的東西, 不因更換工作場所而受任何影響。也就是說即使離職率高, 若要技術上精益求精卻是可能。像個人電腦這種東西, 需要的只是設計能力與組裝技術。而若是膝上型與筆記型個人電腦的話, 那麼在開發液晶顯示板與電池的技術上, 可能要遜人一等。但資訊機器設備無須大筆投資, 由中小企業承擔這種產業的發展任務反而比較合適。當然若就投資規模大的IC與DRAM而言, 台灣廠家則相對於日, 韓企業來說顯的消極。在台灣不存在IC生產的上游與下游連續流程的廠家。上游流程的廠家主要接受生產委託的業務。在資訊機器生產領域中由於台灣深受來自美國的影響, 故而不像日本或韓國那樣, 擁有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此後雖然出現了許多民間企業, 但他們的產品具有DRAM的比例低, 而在計憶軟件以外的領域中競爭性強且分工又進步的特點。由地區性中小企業所構成的分工網絡可以說更為適應資訊機器生產。通過分工網絡, 將一部分零部件生產委託外部, 可促進廠家更能有效地適應商品壽命的短期化這一市場要求。而且即使是出口用的資訊機器, 雖然掛著外國品牌, 但其設計卻多數由台灣自行處理(ODM生產), 故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而且, 由於中小企業的信息與權限一般都集中在經營者手中, 所以能根據產品開發和交貨期短的具體要求做出迅速判斷。中小企業就是通過以上方式在其分工網絡之中, 展開對資訊機器產品生產的分工合作, 從而具有適應性強, 富有競爭性, 通過市場的擴大而迅速擴大己方陣容的特點。如上所述就離職率高, 中小企業的普及這兩點而言, 香港企業也具有類似特徵。總之華人企業家有著以下共同特點。在成長產業之中善於捕捉商機, 展開創業活動, 隨著中小企業數量的增多, 獨立創業之波亦愈亦風湧, 能敏銳地把握出口機會, 並構架能對此隨機應變的產業組織。最後我們將論及在資訊產業的技術性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個問題。政府在實施培育具有戰略性意義之產業的過程中起著如下重要作用。開發了以產業高度化為目的的產官學三者協作的產物, 新竹科學園區, 在電子產業的基礎研究上起領頭作用的電子工業研究所ERSO的設立及其所具有的影響。 ERSO從美國RCA引進技術並向民間推廣, 其他如建設廠房, 提供人才, 員工培訓等政府全面地支援活動。這些活動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IC上游流程(集體電路基板)生產廠家"聯華電子UMC","台積電TSMC"之類的國家政策性企業。通過這些企業的成立, 使人才與企業向特定地區的集中成為可能, 從而促進了90年代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長。隨著新型產業機會的擴大, 歸國留學生的創業活動也與日俱增, 對此將在第四節詳述。雖然, 維持著初期的資訊機器產業的是外資企業, 但作為國內其他產業的大企業向資訊產業的大量滲透的結果, 到了1986年國內企業的生產量就大大超過了外資企業。個人電腦的低價格化與激烈的生產競爭這一國際環境, 反而促進了台灣的資訊機器生產的發展。在遍佈全球的個人電腦廠家拼命爭相壓低產品價格的時候, 台灣企業以提供優質, 廉價的零部件或以個人電腦生產代理廠家而獲得好評, 成為世界第三生產大國。就半導體產業而言, 與其有賴於連續一貫生產, 不如在特定的流程上專業化的廠家之間進行分工, 更有利於該產業的發展, 這是半導體產業的特點。直到80年代末這種分工體系, 佔優勢的是日本的大企業體系。這種體系的特點在於, 在大企業中有半導體設計製造部門, 這一部門的產品由同一企業內的個人電腦, 家電等部門統一購買進行成機組裝。但是在半導體作為"產業之糧", 在各種各樣的工業產品之中成起中樞作用的組成部分之後, 就要求其具備能提供最低的生產成本並能迅速生產這種條件。為具備這種條件, 在美國出現了只搞設計不搞生產的fabless這種企業群體。這是因為如果在特定的行業之中, 分工體系已經形成的話, 那麼企業就沒有必要執行所有機能, 而只要通過向外部委託生產就於是足補。當今世界OEM生產已經遍行內外。如果在研製成功新產品之後, 從市場馬上就能購買必要的零組件的話, 企業內部就再沒有生產這些東西的必要了。如果其他企業能夠為之組織成套的話, 那麼委託他們稱包就行。從事開發的企業除具備開發技術這一條件之外, 加上銷售能力就於事足補, 無須畫蛇添足。事實上80年代美元升值時期, 美國人就是這麼辦的。那時以這種方式成立的美國公司被人稱為"空架子公司(hollow corporation)"或"虛構公司(fables corporation)" 。極端的例子是甚至連開發與銷售也統盤委託外部處理, 公司只做組裝成機業務。到了90年代以這種方式從事個人電腦生產的企業被稱為"模擬公司(virtual corporation)" 。在產業分工十分發達的地區, 這種方法適於迅速展開新的事業, 也有利於迅速地從該領域撤退。由於半導體製造設備發展迅速, 因此只要購進最新設備, 就能馬上參與這個領域。近來, 半導體領域正產生著結構性的變化, 能適應這種變化, 同時又能有效的利用世界性的分工體制而急速成長的企業, 有如被稱為"台灣製造廠(foundry)"的專門性企業群體。這些企業群體能以高於日本企業一倍的速度生產比之更為廉價的產品。在委託者或設計公司的設計基礎上進行上游流程生產的這種方式, 近年也為新加坡企業所採用。技術水平最為先進的半導體製造廠的設備一般需要幾十億美元的投資。美國的半導體企業在新產品設計上雖技術上乘但是無法籌集如此龐大數目的資金。能辦到此事的唯有被稱為"製造廠"這一企業群體。世界上的這種"製造廠"要麼是台灣的, 要麼是新加坡的。能籌集到大量資金的, 只有儲蓄率高的國家。這樣向台灣委託生產的顧客就可迴避因大量投資而產生的風險。而日本企業冒的就是這種風險, 擁有大量設備, 在景氣好的時候問題不大, 而若經濟低迷, 就要承擔許多風險。現在日本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只佔過去的百分之20, 這就造成了設備上的浪費, 這是日本製造業的危機, 他們的企業喜歡一窩蜂上人云亦云, 還未擺脫重電子工業的那一套過時做法。雖然作為半導體產業推動者的中小企業起了很大作用, 但近來由於台灣島內為下一時代的產業發展而進行的生產活動卻令中小企業為之遜色。像LCD(液晶顯示裝置), 電子儀器(device)等裝置產業不具有資金實力的大企業就顯得困難重重。這種產業的發展就有賴於如上所述之官民合辦的聯華電子, 台積電等大型企業了。另外大型電機廠如東元, 聲寶, 台塑集團等, 也以幾家共同出資並從ERSO征集人才與技術這一方式成立大型企業。作為小結, 可以認為, 在資訊產業這個領域上台灣企業的成長令人刮目相看。雖然, 台灣企業沒有發明什麼新的東西, 但是他們能以最廉價的方式, 生產最新的產品。僅從這一點上來看, 台灣是僅次於日本的革新者。他們像Abernathy"生產效率之囚犯的困境"這一模式所指出的那樣, 在"製造工程革新"與"循序漸進式的改革"這兩個階段上作出了貢獻。資訊產業從他的特點來看是不斷變化著的產業, 而台灣企業的優勢則在於能夠迅速地對付這種變化。與此同時以中小企業為中心的產業組織本身有利於促進競爭, 而且政府的干預也與市場有親合性的。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而言, 台灣的發展是以中小企業為中心的產業組織特性使之然的﹝28﹞。在這裡筆者認為"台積電"之出色的經營者張忠謀先生是由"所有者企業"向"經營者企業"(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 managerial enterprise)發展的代表性人物。華人企業一般是由代表家族利害的所有者充當經營者的。而張先生無論從人品, 還是從其見識來看都屬於既先進又開明之類的領導者, 對此本文第4節還將詳加論述。在結束第三節的內容之前, 謹就旅日華人企業的情況做個簡單介紹。大約四百年前在日本的長崎就有華人商人活動的記錄。明治維新之後在神戶與橫濱兩地就出現了以華僑商館為中心的企業活動。但是即使如此, 華人在傳統的三把刀(餐館, 理髮, 縫紉)以外的商業活動中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地方。雖然發明了方便麵(拉麵)的吳百福創建並經營了像"日清食品(Nissin Food Products)"這樣的大企業, 但這只是例外的事。本年8月間吳百福(日本名, 安藤百福)被選為最有名氣的企業家排名第9位(第1名是松下電器的松下幸之助, 參見『朝日新聞』8月29日)。旅日華人的活動並非出色的原因在於日本是先進國家, 因而缺乏他們活動的餘地, 這一點上旅韓華僑, 則更不出色。在歐洲情況亦相差無幾, 澳洲, 加拿大則稍許好些。唯有不斷吸收優秀人才的美國可以說是華人企業家的天堂。日本在貿易上每年有1,000萬美元的順差, 每年赴海外的人員有1,700萬人, 而相比之下每年到日本的外國人約有400萬人。日本對海外的投資大約是海外向日本所做投資金額的10倍。總的說來, 日本無論是人, 還是物或金錢都處在一種異常出超狀態。但近幾年來, 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 迫使日本多開放市場並增加內需, 因而外資企業在日本活動的急速增加著, 華人亦應多加入日本市場。香港長江實業之李澤楷於1996年, 購入東京車站八重州口(原國有鐵路線上)的一塊地皮, 著手辦公大樓建設。此舉大出人意表而轟動一時。另外據說祖父含有華人血統的孫正義(Soft Bank , Yahoo Japan 等) 社長, 其麾下企業達二百數十家公司, 在軟件領域目前在日本是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

參考: http://www.ocac.gov.tw/gcbn/Documents/seminar-00/s00_10c.htm

👍 0 👎 0

回答 (20)